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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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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作者简介编辑推荐精彩书摘目录
作者以全球视野,纵观近百年来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曾走过改革开放的道路,通过跨国比较研究证实,成功的案例并不多,以此挑战“改革开放万能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缺乏依据,提出一个国家的改革开放成功要有前提条件。这也是本书重点论证的问题。作者以改革开放后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为典型案例,通过翔实的数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客观记录新中国70年风雨兼程、奋发图强,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从工业国变为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的现代化之路。作者以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证明,改革开放必须具备有基础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政府为前提条件,并进一步探讨了体现国家能力的七个方面的基础性能力。作者以科学研究的态度,构建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研究有关国际竞争、国家能力、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 作者阐释了中国崛起并迅速赶超西方的制度优越性,有力批驳一些西方学者不断唱衰中国、制造各种版本“中国崩溃论”的偏见,提出中国学者在知识体系的构建中不能亦步亦趋跟随西方理论,缺乏对世界和中国问题的独立思考。
王绍光,1954年生于武汉。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教于武汉堤角中学、耶鲁大学政治学系,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著有《理性与疯狂: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挑战市场神话》《 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 民主四讲》《 祛魅与超越》《抽签与民主、共和》等。
本书历述了新中国70年来在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的探索,读了此书你能品读出党和国家取得辉煌成就的不易,了解新中国如何从一穷二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解国企在新中国工业化道路上发挥的作用,了解与个人相关的低保、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健全与完善,了解相对于西方模式来说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在过去 10 年里, 国际上一种新的提法—— “ 中等收入陷阱” 引起了经济学者、 新闻媒体、 政府官员、 国际组织甚至普通民众的关注, 成为流行概念。 百度指数或谷歌趋势显示, 对这个提法的关注度从 2007 年起不断攀升, 直到 2015 年后才有所回落。 如果搜索两个主要英文学术论文库 ( Web of Sci- ence, EBSCOhost) 和一个主要中文学术论文库 ( 中国知网) ,就会发现, 至今有关 “ 中等收入陷阱” 的研究仍是方兴未艾。 在经济发展研究领域, “ 陷阱” 并不是一个新词, “马尔萨斯陷阱” “纳尔逊低水平均衡陷阱” “贫困陷阱” 便是耳熟能详的例子。严格地讲, “陷阱” 至少应该具备三个特征: (1) 存在一种自发延续与自我加强机制; (2) 处于持续的稳定状态; (3) 难以突破。 如果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过什么陷阱的话, 低收入或贫困肯定是一种陷阱。 人类历史已长达 300 万年, 但直到大约 200 年前, 经济增长极为缓慢, 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多大变化, 除极少数靠剥削、压迫他人为生的富人外, 绝大多数人恐怕一直都生活在贫困状态。 18 世纪下半叶爆发工业革命后, 世界各地才出现 “大分流”, 其标志是有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开始加速。 荷兰是 1827 年率先从“低收入” 跨入 “中低收入” 门槛的经济体, 也许是全球第一例。在随后半个世纪里, 英国 (1845 年)、 澳大利亚 (1851 年)、 比利时(1854 年)、 新西兰 (1860 年)、 美国 (1860 年)、 瑞士 (1868 年)、乌拉圭 (1870 年)、 丹麦 (1872 年)、 法国 (1874 年)、 德国 (1874年)、 奥地利 (1876 年) 也相继进入了 “ 中低收入” 俱乐部。 低收入陷阱或贫困陷阱明显符合上述三个特征, 因为人类花费了几百万年才摆脱它, 的确是地地道道的陷阱。 那么是否存在严格意义上的 “ 中等收入陷阱” 呢? 如果我们回看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路 ( 但今天往往被人遗忘) 会发现, 这种陷阱似乎也是存在的。 以荷兰为例, 它于 1827 年跨入 “ 中低收入” 门槛, 但直到 128 年后的 1955 年才进入 “ 中高收入” 群组。 美国在 “ 中低收入” 阶段停留的时间短一些, 不过也足足花费了 81 年 (1860—1941 年) 。 对这些国家而言, 从 “ 中高收入” 阶段进一步过渡到 “ 高收入” 阶段也十分艰难。 美国花费了 21 年 ( 1941—1962 年) , 加拿大花费了 19 年 (1950—1969 年) , 澳大利亚花费了 20 年(1950—1970 年) , 新西兰花费了 23 年 (1949—1972 年) 。 也就是说, 西方发达国家都曾经落入 “ 中等收入陷阱” ( 包括中等收入与中高收入两个阶段) , 长达百年之久, 甚至更长。 不过, 这些国家历尽艰辛, 最终还是跳出了陷阱, 进入了高收入阶段。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未必具有普世价值。它们曾经一度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 是否意味着后发经济体也一定会重蹈覆辙? 在一篇于 2004 年发表在 《外交事务》 的文章里, 当时在美国任教的澳大利亚学者杰弗里·格瑞特 ( Geoffrey Garrett) 提出一个论点: 中等收入国家处于两面夹击的境地———技术上比不过富国, 价格上拼不赢穷国。 为了论证其观点, 格瑞特按 1980 年人均 GDP 将世界各经济体分为高、 中、 低三组, 然后计算各组在其后 20 年 (1980—2000 年) 的人均收入增长情况。 结果他发现: 中等收入组的增长速度 ( 不到 20% ) , 既慢于高收入经济体( 约 50% ) , 也慢于低收入经济体 ( 超过 160% ) 。 3 年后, 在题为 《东亚复兴: 有关经济增长的看法》 的长篇报告中, 世界银行的两位研究人员引用了格瑞特的文章, 并首次使用了 “ 中等收入陷阱” 的提法。几年后, 这个概念一下子火爆起来, 不少人听到它便想当然地认为, 高收入经济体已修成正果, 低收入经济体的 “ 起飞” 相对容易, 只有中等收入经济体很可能会落入增长陷阱, 且很难跳出陷阱。 其实, 格瑞特和世界银行报告的作者都不曾在严格意义上使用 “陷阱” 这个概念, 前者根本没有提及这个词, 后者在 10 年后发表的反思文章中解释: 他们原本的意思只是, 中等收入经济体可能落入增长停滞的陷阱, 而不是说中等收入经济体一定会比低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更容易落入增长陷阱; 这种陷阱存在于各种收入水平, 从低收入到高收入。 他们澄清, “中等收入陷阱” 只是一种说法、 一种预警, 为的是激发有关中等收入经济体发展方式的讨论, 但这个提法缺乏严谨的定义, 也没有像样的数据支撑。 如果 “ 中等收入陷阱” 的始作俑者都不曾在严格意义上使用 “ 陷阱” 的概念, 严格意义上的陷阱是不是根本就不存在呢? 格瑞特提供的证据事后被证明不足为凭。 有研究者用更新的数据重新计算了各类经济体在 1980—2000 年间的增长率, 发现中等收入经济体与高收入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并不像格瑞特描绘的那么 大。 如果采用与格瑞特不同的指标划分高、 中、 低三类经济体, 这种差距则会完全消失。可见数据与尺度的选择可能严重影响研究的结论。 更重要的是, 即使沿用格瑞特的划分指标, 无论是在 1990—2010 年间, 还是在 1995—2015 年间, 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增长速度都比高收入经济体更高。 也就是说, 从某个时段看, 陷阱似有还无; 换成别的时段, 根本不存在什么增长陷阱。 那些高收入国家曾经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大多数后发国家并没有重蹈覆辙。 很多人一谈到中等收入国家, 马上就会联想到那些落入 “ 中等收入陷阱” 的拉美国家, 仿佛这几个国家的经历就是所有后发国家的宿命。 拉丁美洲确有几个国家很早就进入中低收入阶段, 如乌拉圭 (1870 年) 、 阿根廷 (1890 年) 、 智利 (1891 年) 、 委内瑞拉 (1925 年) 、 墨西哥(1942 年) 、 巴拿马 ( 1945 年) 、 哥伦比亚 ( 1946 年) 、 巴西(1958 年) 。 到目前为止, 只有乌拉圭和智利于 2012 年迈入高收入的门槛, 阿根廷也曾短暂进入这个门槛, 其余国家仍停留在中高收入群组。 但拉丁美洲只是世界的一个区域, 其经验未必具有代表性。 有研究表明, 总体而言, 后发国家的增长速度普遍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快。 在 124 个有连续数据的经济体中, 到 2013 年, 共有 45 个完成了从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过渡, 其中 36 个经济体在 1950 年或之前已完成过渡, 剩下 9 个在 1950 年以后完成过渡。 前一组经济体的过渡时间, 最长的是荷兰 (128 年) , 最短的是以色列 (19 年) ; 后一组经济体的过渡时间, 最长的是哥斯达黎加 (54 年) , 最短的是中国 (17 年) 。 有些人会不经意把日本与 “ 亚洲四小龙”作为是否落入 “ 陷阱” 的标杆, 似乎只要过渡期比它们长, 就表明已进入 “ 陷阱” 。 其实, 正如拉美国家是特例一样, 这些东亚经济体也是特例。 欧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 ( 包括中低收入与中高收入阶段) 普遍停留很长时间, 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最终进入高收入阵营。 后发经济体的过渡期普遍比欧美国家短, 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现在那些后发国家一定会落入陷阱呢? 如果硬要为落入陷阱设定时间标准 ( 持续的稳定状态) , 恐怕应该考察一个经济体从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过渡期是否比 55 年还长, 从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过渡期是否比 15 年还长。 拿这两把尺子衡量, 的确可以找到一些久陷中低收入或中高收入阶段的例子( 如一些但并非所有拉美国家) 。 不过, 更多的经济体 ( 如大多数亚洲国家和一些非洲国家) 虽然仍未过渡到下一阶段, 但一直在砥砺前行。 既然落入 “ 中等收入陷阱” 并非大概率事件, 完全没必要谈虎色变, 认为中等收入就是一道难以迈过的坎儿。 中国的崛起是一部当代世界的伟大史诗。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1950 年, 中国曾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不要说与周边的国家与地区比, 就是与以贫穷落后著称的非洲国家比, 也远远落在后面。 当时, 在有数据的 25 个非洲国家中, 21 个国家的人均 GDP 比中国高, 且不是高出一点点, 而是高出很多。 例如, 当时安哥拉的人均 GDP 是中国的 10 倍之多。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为改革开放后四十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 社会、 经济基础。 不过, 即便到 1978 年, 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仍然不足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 依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中国终于在 1999 年摆脱了困扰中国人几千年的贫困陷阱, 从低收入迈入中低收入阶段。② 十几亿人摆脱贫困本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性事件, 但国际上总有一些人希望看到并预测中国会跌入 “ 中等收入陷阱” 。 中国是否会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 ? 一方面, 我们应该承认, 从中等收入国家跃升为高收入国家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特殊的阶段, 要比从低收入国家过渡到中等收入国家更加复杂, 中国在这一阶段将面临方方面面的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讲, “ 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概念对现阶段的中国发展具有警示意义。 另一方面, 本书列举了中国跨越 “ 中等收入陷阱” 的大量有利条件, 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 中国完全可以跨越 “ 中等收入陷阱” , 完成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 从 1999 年中国进入中低收入阶段后, 时间已过了 20 年。 站在这个节点上, 展望中国迈向高收入的前景, 我们有十足的信心, 未来的基本方向就是进入高收入阶段, 在未来 10 年内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 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人的这份自信绝不是虚幻缥缈的玄想, 而是靠扎实的数据支撑的。 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 中国在中低收入阶段仅停留了 12 年 (1999—2011 年) 便跨入了下一阶段———中高收入阶段。 前面引述的另一份研究也表明, 与其他任何有历史数据的经济体相比, 中国从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过渡期最短。在过去 100 多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中, 从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过渡期一般会比从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过渡期长: 前一个过渡期的中位数是 55 年, 后一个过渡期的中位数是 15 年。 近年来, 中国经济的增速虽然有所放缓, 但依旧保持着中高速增长的态势。 这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中国完成从中高收入到高收入的过渡期不会超过 15 年。换句话说, 从 2012 年中国迈入中高收入阶段算起, 到 2025 年左右, 中国就将完成跨越, 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 中等收入陷阱” 对中国而言是一个伪命题。 不用说世上根本不存在什么 “ 中等收入陷阱” , 即使有这种陷阱, 中国人民也会引用毛泽东的诗句回应: “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非易事。 二战结束以来, 世界上出现过一些 “ 经济奇迹” , 但一般发生在规模较小的经济体 ( 如瑞典、 希腊、 前南斯拉夫) , 或持续时间不超过 25 年 ( 如日本、巴西) 。 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经济体, 持续 70 年高速增长, 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它是一项前人从未经历、 没有现成模式可循、 极其惊心动魄的伟大探索。 中国仿佛是在没有航标的大海中急速行驶的一艘巨轮, 面对惊涛骇浪、 急流险滩, 不断地乘风破浪, 勇往直前。 在过去 70 年的历程中, 国内外自始至终总有那么一些自以为高明的人, 对我们的成就指手画脚, 对我们的挫折幸灾乐祸。他们常常断言, 中国将迈不过这道坎儿, 跨不过那道沟, 并不时咬牙切齿地诅咒: 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体制即将崩溃。 我们与他们的立场不同, 看问题的方式也不同。 在我们看来, 一个上 10 亿人口的大国, 持续 70 年快速发展, 这不可能是偶然的, 也不是随便找个理由可以抹杀的, 必有其制度上的优势。 中国之路一不是靠老祖宗的经验, 二不是靠洋人的理论, 而是靠当代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 深一脚、 浅一脚蹚出来的。 这正是中国故事的独特之处, 也是精彩之处。
扉页 “中国道路”丛书总序言 导言 第一章 启示: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 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都曾进行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成功需要具备的条件 国家能力与东西大分流 国家能力与中日大分流 小结 第二章 奠基:从旧中国到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前的国情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 (1949—1978年) 小结 第三章 探索: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三十年到后四十年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探索 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探索 小结 第四章 调控:从计划到规划 计熟事定,举必有功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小结 第五章 支柱:国企与工业化 新中国的起点 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49—1984年[21] 从工业国变为工业大国, 1985—2019年 小结 第六章 方向: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缩小不平等 降低不安全感 小结 第七章 跨越: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 附录: 从历史和比较视角看“大饥荒” 版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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