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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随笔文采、欣赏、情感、哲理结合得恰到好处,也像诗一样独具一格,耐人寻味。
闻一多(1899-1946),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代表作品《死水》、《红烛》、《七子之歌》等。
“四杰”
继承北朝系统而立国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本是一个尚质的时期,王、杨、卢、骆都是文章家,“四杰”这徽号,如果不是专为评文而设的,至少它的主要意义是指他们的赋和四六文。谈诗而称“四杰”,虽是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算借用。是借用,就难免有“削足适履”和“挂一漏万”的毛病了。
按通常的了解,诗中的“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四人中三个死于非命)。——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依这样一个概括,简明,也就是肤廓的了解,“四杰”这徽号是满可以适用的,但这也就是它的适用性的最大限度。超过了这限度,假如我们还问到:这四人集团中每个单元的个别情形和相互关系,尤其他们在唐诗发展的路线网里,究竟代表着哪一条,或数条线,和这一线在网的整个体系中所担负的任务——假如问到这些方面,“四杰”这徽号的功用与适合性,马上就成问题了。因为诗中的“四杰”,并非一个单纯的、统一的宗派,而是一个大宗中包孕着两个小宗,而两小宗之间,同点恐怕还不如异点多,因之,在讨论问题时,“四杰”这名词所能给我们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纠葛多。数字是个很方便的东西,也是个很麻烦的东西。既在某一观点下凑成了一个数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观点下随便拆开它。不能拆开,又不能废弃它,所以就麻烦了。“四杰”这徽号,我们不能,也不想废弃,可是我承认我是抱着“息事宁人”的苦衷来接受它的。
“四杰”无论在人的方面,或诗的方面,都天然形成两组或两派。先从人的方面讲起。
将四人的姓氏排成“王、杨、卢、骆”这特定的顺序,据说寓有品第文章的意义,这是我们熟知的事实。但除这人为的顺序外,好像还有一个自然的顺序,也常被人采用——那便是序齿的顺序。我们疑心张说《裴公神道碑》“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和郗云卿《骆丞集序》“与卢照邻、王勃、杨炯文词齐名”,乃至杜诗“纵使卢王操翰墨”等语中的顺序,都属于这一类。严格的序齿应该是卢、骆、王、杨,其间卢、骆一组,王、杨一组,前者比后者平均大了十岁的光景。然则卢、骆的顺序,在上揭张、郗二文里为什么都颠倒了呢?郗序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不用讲。张碑,我想是为了心理的缘故,因为骆与裴(行俭)交情特别深,为裴作碑,自然首先想起骆来。也许骆赴选曹本在先,所以裴也先见到他。果然如此,则先骆后卢,是采用了另一事实做标准。但无论依哪个标准说,要紧的还是在,张、郗两文里,前二人(骆、卢)与后二人(王、杨)之间的一道鸿沟(即平均十岁左右的差别)依然存在。所以即使张碑完全用的另一事实——赴选的先后作为标准,我们依然可以说,王、杨赴选在卢、骆之后,也正说明了他们年龄小了许多。实在,卢、骆与王、杨简直可算作两辈子人。据《唐会要》卷八二,“显庆二年,诏征太白山人孙思邈入京,卢照邻、宋令文、孟诜皆执师贽之礼”。令文是宋之问的父亲,而之问是杨炯同僚的好友。卢与之问的父亲同辈,而杨与之问本人同辈,那么卢与杨岂不是不能同辈了吗?明白了这一层,杨炯所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便有了确解。杨年纪比卢小得多,名字反在卢前,有愧不敢当之感,所以说“愧在卢前”;反之,他与王多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说“耻居王后”,正是不甘心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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