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回忆录写于作者的垂暮之年。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有相当的研究。他献身于研究中国的事业，在中国长期生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将这些经验用讲故事的形式讲述出来，配以当时拍摄的照片，图文并茂，可读性强，兼具珍贵的史料价值。

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总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待、理解中国当代的政治。因此，他是以历史学家深邃的目光而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去观察中国，并且把中国介绍给西方世界。

“学汉语的人都是疯子” 那个年代，正常情况下，乘火车从北京到天津大约需要三个小时。时值冬季，天气很冷，因此没有战事，我们准时抵达天津。威利斯先生决定不去总经理家用午餐了，便告诉我他家的地址，然后，雇了一辆黄包车拉我去见尼斯安先生。我们把那节巡视车停在中央车站。虽然外国租界的专用车站是天津东站而不是中央车站，但是，中国人住的市区再也没有城墙围着了。我很快就发现，尼斯安先生并不住在租界，而是住在离中央车站不远的铁路“大院”。“大院”的英语名称是Compound。它可能来源于马来亚语Kampong。在马来亚语中，它的意思是“小村庄”。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中，这个词常指用院墙或篱笆围起来的房地产的名称。可能指一处私人宅院，也可能指铁路调车场。这里指的是后者。尼斯安先生的住宅是一幢占地面积很大的仿殖民地时期式样的平房，周围有宽阔的游廊。房子外面，冰霜覆盖的狭窄的小径，与一条通向调车场大门的短短的私人车道相连。铁路岔道，信号灯，一列列长长的货车，以及没有挂火车头的客车车厢，展现出一道别具一格的风景。虽然这无疑是一幅职业性的画图，但却难以给人美感。 ◎山海关 摄于1924年 天气晴朗，寒气袭人。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北方的冬日。尼斯安先生身穿一件厚厚的大衣坐在台阶上面的游廊里，不知道他究竟是在晒太阳，还是在观看我的到来。不过，中国北方的寒冬的确很冷。因为我事先就知道，车夫向外国人索要的车费比向中国人索要的车费高出四五倍，所以一下车就和车夫讨价还价。经过一番例行公事式的讨价还价以后，我与车夫以两倍于中国人的价格成交。这的确令我高兴。我的汉语虽然刚刚入门，可是，对于诸如“多少钱？”“不，太多了。”“我给得够多了。”之类简单的、不需要多少技巧的问答，已经运用自如。尼斯安先生坐在台阶上方，一声不吭地望着这场谈话。我付完车费，走上台阶，向尼斯安先生作了自我介绍。我们两人握了握手，他便请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他指着黄包车夫的背影问我：“你刚才和那个车夫说什么呢？”我回答说：“我和他为车费的事讨价还价呢。”“他肯定对英语一窍不通。那么，你是用什么语言和他交谈呢？”“我试着用汉语和他交谈。”沉默。“我在这个国家已经住了三十二年，可是连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对于尼斯安先生这样的话，我该说什么才好呢？我沉思良久，还是无言以对。眼下，我希望得到一份儿工作。是的，为了谋生，我急需找到一份工作。我既不能说：“真可悲，尼斯安先生。”又不能说：“你怎么能这样混日子呢？”我真不记得那天到底说了什么。一定是不值得一记的话，无非是“噢”“啊”之类的应酬话。后来，尼斯安先生领我走进温暖的客厅，并且共进午餐。他再也没有问起我说汉语的情况。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也持有“上海人”或者天津那些类似“上海人”的观点，认为“学习汉语的人都是疯子”。 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他可以给这个“有可能发疯的人”提供一份工作。于是，他请我以仓库经理助理的身份，当一名铁路雇员。仓库位于海河入海口一个叫新河的地方。天津就在海河岸上。新河是铁路备用品的集散中心。铁路备用品先从国外运到这里，然后再分散到其他火车站的仓库。人们不禁要问：你从未受过从事此类工作的专门训练，对铁路及其管理的知识并不比普通乘客知道得多，为什么能得到这份工作呢？我的确没有资格，但要紧的是——我是英国人，而且，推荐我的是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因此，我被认定是可靠的。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那时，沈阳叫蘑菇屯，京沈铁路叫北京——蘑菇屯铁路。这条铁路是19世纪末叶主要靠英国的贷款修建起来的。从理论上讲，这条铁路是由中国交通部门管理的一条国有铁路，可是多数债券持有人无疑是英国人。这些人认为，假如铁路线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就一定会出现种种司空见惯的腐败现象。为了防止弄虚作假，任人唯亲，债券持有人规定，贷款还清之前，铁路的管理和技术操作必须由英国人负责。这样一来，总经理、总工程师、总机车督察员、总仓库管理员，以及其他成员（当然包括会计师）都应该是，而且必须是英国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一技之长。按照英国的合同，这些工作人员享有不扣薪水的休假以及到英国长途旅行的费用等优厚的待遇。如果在公司工作够一定的年限，还能领取养老金。在中国雇用的职员就享受不上这些待遇。我是凭借口头通知被雇用的，既没有探亲休假的规定，也享受不到免费去英国长途旅行的待遇。至于养老金，在任何情况下似乎都是一件遥远而又不可捉摸的事情。我不为此而苦恼，也没有听到管理部门提及此事。对我来说，这是一条在中国的谋生之道。它为我提供了一份能节省下三分之二的、足够丰厚的薪水，以及黄金般可贵的学习汉语的机会。 不仅如此，除了那些我没有资格享受的待遇，还有许多更有价值的东西在等待着我。那就是，我不但可以在京沈铁路上，而且可以在中国其他铁路上，免费乘坐头等车厢旅行。这就意味着，只要时间允许，我就可以经常去北京，而不需花一分钱。我还可以去北戴河、秦皇岛和山海关等地的海岸。从理论上讲，还可以去沈阳、南京、汉口，或者上海。可是，一来，我难得有空闲时间；二来，这些铁路在内战暂短的间歇期间才开放，而那时我却又忙得要命。因此，免费旅行的机会其实并不多。 若从铁路管理方面看，我虽然没有专业知识，但是，我的职责就是看住那些仓库不要被盗。因此，胜任这份工作的能力，我还绰绰有余。这些职位必须由英国国民充任，但在中国那个混乱的年代里，这类工作对那些有铁路方面专业知识的英国青年没有多大吸引力。我的直接助理——仓库经理的下级助理，是一位侨居印度的英国人，也是在本地招聘的。他曾经是印度的英国铁路职工，先漂流到香港，后来又辗转到天津，怀着最终能得到一笔养老金的希望，不辞辛苦地工作着。 两天以后，我到新河上任。这不是一个令人神往之地。我曾经住过的任何地方都不像这里那样枯燥乏味。新河在白河下游。距天津大约三十英里有个规模不大的导航站。港口要塞早在1900年就被英法联军占领，直到那时，还没有归还给中国。由此，溯白河而上二英里，就是新河。新河，有新的河流之意，其实只有一个狭长的码头。码头后面是一个很大的铁路调车场。铁路两边，坐落着中国人的小村庄。除码头区之外，铁路两边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坦的盐碱沼泽地。沼泽地了无生机，没有树林，不长植物，没有一座突起的山丘遮断远处的地平线，就连一条可以下脚的小道都没有。事实上，这里是一片盐碱洼地，只有乘坐小船才能在纵横交错的水渠间穿行。满目萧瑟之中，唯一可以观看的景物就是破冰船。黎明时分，它溯河而上，傍晚顺河归来，天气严寒时，偶而也在中午行驶。破冰船是一种由加厚的钢板制成的平底船。它们在浮冰上行驶，用自身的重量把浮冰压碎。每当黎明，或者太阳落山以后，嘎吱嘎吱的响声就不绝于耳。冬天，冰层很厚，水流很慢，破冰船驶过不久，河面很快就又结冰。因此，过往船只就紧紧跟着破冰船溯河而上，或者顺流而下。 在新河，分配给仓库经理助理的住处是坐落在铁路调车场院里的铁路职工宿舍。仓库经理助理这个职位看起来已经空缺一段时间了。宿舍的建筑风格当然是欧洲式的。客厅、餐厅和厨房在一楼。楼上有两间卧室，现代化的浴室和必要的储物间。对于一个年轻的单身汉来说，这套房子足够宽敞，简直宽敞得过头了。因为我不得不为它配备家具。屋子里不仅没有家具，就连锅碗瓢盆和其他任何可以移动的家用物件都没有。仓库总经理菲费先生的家也在铁路停车场院里。他和他的夫人倒是肯帮我的忙。他们告诉我，应该买些什么东西，还告诉我在天津的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这些东西。他们还为我找来必不可少的佣人。没有佣人，即使一个年纪不到二十二岁的年轻人也难以在中国生活。就这样，我很快就有了一个年轻厨师和一个“苦力”。厨师兼任贴身男仆和“管家”。“苦力”没有技术，负责打扫卫生和洗衣。在那个年代，除了照看孩子的大妈，还没有妇女被雇佣来为外国人服务。 在只会说汉语的年轻厨师的陪同下，我去天津做了一次短暂的旅行，逛了几家商店，买了些家具、炊具、扫帚等日常用品。也许，正如菲费夫妇所言，我买的这些东西比他们去租界欧洲人开的商店里买的要便宜一些。厨师领我到市里他熟悉的地方。在那里，他无疑拿了回扣，可我也省了钱。所以，我还是划算的。听说我正在学习汉语，甚至还能用汉语和中国人交流，菲费夫妇不仅吃了一惊，还深感不安。他们相信，这样做的后果是思想上危险的退化。他们虽然生活在中国，但是对中国一无所知，而且了无兴趣。他们花费一生的时间从事自己的工作，随着铁路仓储部门去过南美洲、非洲和印度，足迹遍布大部分世界。但是他们既不了解，也不喜欢那些国家的任何东西。他们从来没有说过那些国家的语言，唯一的期盼就是再熬上五年，赶快退休。那时，他们将尽快回到英国，回到伦敦近郊自己未来的家里。 在新河，菲费夫妇是除我以外仅有的“外国人”。因此，我的社交活动十分有限。新河有位唐先生。我发现，他实际上出身于一个享有盛名的官僚世家，而且凭借广博的经历，使他有资格胜任铁路管理部门或者交通部门的高级职位。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可是，菲费夫妇从来没有邀请唐先生到他们家做客。也许唐先生听说我对中国感兴趣，便邀请我到他家做客。在他家，我们进行过多次长谈。我邀请唐先生来我的住处做客，也邀请他的夫人一同前往（在那年代，即使在中国的上流社会，这种做法也非常罕见）。他们夫妇应邀赴约。菲费夫妇对我和唐先生夫妇的交往公开表示不满。对于他们的抱怨我没有理睬。因为，我对铁路部门的责任并不等于他们可以把这种限制强加在我的私人社交活动上。遗憾的是，不久之后，唐先生便被调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 新河单调的生活使得去北京旅行更加可贵。去北京旅行很方便。从蘑菇屯（沈阳）经新河去天津和北京的直达列车大约在每个星期五的下午四点半左右到达新河。正好在我下班以后。这样，火车进站的信号灯一亮，一个铁路职员便通知我火车即将进站，我就昂首阔步地向站台走去（大约几百码的距离）。上了车，在头等车厢中的僻静处找到一个座位，便向北京进发了。住在新河的好处（唯一的好处）是到达天津以前，头等车厢里实际上空无一人。火车一到天津，铁路部门的高级职员，尤其是中国职员和他们的家属便蜂拥而上。于是，头等车厢的座位实际上全被他们坐满了。非铁路职工没有坐头等车厢的机会。天津的居民告诉我，他们总是乘坐早班车去北京，这不难理解。当然，像我一样的铁路员工，乘火车是免票的。按照惯例，他们的家属也免票。检票员十分明白，这些高级职员毕竟是他的顶头上司，他又不傻，犯不着拿自己的饭碗冒险。有一个铁路员工告诉我，他几乎不记得有持票的乘客在周末乘坐头等车厢的情况。 星期日晚上，返回的旅程就不怎么舒服了。火车晚上十一点离站，是去沈阳的晚车。头等车厢中，只有一节是软座豪华车厢，其余都是卧铺车厢。可是，我很快就找到了对付的办法。在我外出旅行期间，厨师不需要给谁做饭。于是，作为我的佣人，他也可以免票乘坐三等车厢。这样一来，他也可以回北京，与家人团聚，度过周末的闲暇时间。开车前一个小时，他就去车站，通过门卫、检票员以及诸如此类的好朋友、好同志的斡旋帮助，给我弄到一个座位。当然，他也为自己弄到一个。铁路员工们已经开始把铁路部门看作一个规模庞大的中国家族——有点儿像帝国政体下的官方企业。你以它谋生——你和你的家庭都以它谋生——作为回报，你就得执行它的命令。作为对你执行命令的回报，它就得在某种程度上宽容你，允许你有一定的自由。你不能走得太远，不过谁都知道，走多远才是安全的。除非你犯下大错，你才会被解雇。倘若是明显的无能或者不称职，你可能被调到其他岗位。即使调离，也保留原工资，就像原先占有这个岗位的人因人浮于事而被调离一样，保留原薪。不管怎样，谁也不会或者不可能被夺去他们的“生计”。即使因谋杀或者其他暴力而被判刑的罪犯，也能为家人的未来找到一条生路。在皇帝统治时期，叛国罪和造反罪不仅意味着罪犯本人被处以死刑，而且要诛灭全家——这样一来，就不需要为那些已经踏上黄泉路的人再寻找出路了。熟悉了工作环境之后，我就发现，这份工作不仅十分轻松，而且相当有趣。

编委会 鸣谢 总序1 总序1 总序2 总序3 总序3 第一章 为什么我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02—1923） 第二章 六十年前的中国 第三章 “学汉语的人都是疯子” 第四章 “骡子比人值钱” 第五章 是真革命吗 第六章 湖北佬 第七章 战争中的军阀们 第八章 “好十年，坏万年” 第九章 “好人不夜行” 第十章 被遗忘的北京（1931—1932） 第十一章 云彩的南边 第十二章 虎跳涧 第十三章 真正的革命 第十四章 围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