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疯狂侵略中国，在中国开设通商口岸和瓜分势力范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丧权辱国，屈膝投降，导致了严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共愤，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发动了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维新运动，幻想在不触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前提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当时在朝廷中，以慈禧太后那拉氏为首的一派，形成后党，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一派形成帝党，帝、后两党争权激烈，光绪皇帝登基之时还年幼，只有五岁，现在光绪已长大，慈禧不得已才撤帘归政，由光绪亲政。此后的十年间，慈禧经常住在为供她“颐养冲和”而修饰一新的颐和园，表面上不过问国事，成天寄情于湖光山色之间，但实际上依然大权在握，光绪只不过是由她摆弄的傀儡，最后的裁夺，还须请示慈禧太后。 　　朝廷上大批掌握军政实权的贵族官僚都依附于慈禧太后，他们构成“后党”。站在光绪这一边的，只有他的师傅翁同和，他官位较高，多年任尚书，两度任军机大臣，但实权不大。维新运动兴起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幻想依靠皇帝及其亲信大臣的力量推行他们的变法主张。光绪皇帝及其“帝党”则企图利用资产阶级改良派这股新起的社会力量，通过变法维新，摆脱慈禧太后的束缚，从而掌握实权，来挽救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于是，帝党与改良派便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公元1896年），光绪皇帝决定变法，他召见康有为商量变法步骤，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许他专司奏事。康有为又举荐主张变法的同志数人，如内阁候补侍郎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弟，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光绪皇帝便各赏四品卿衔，让他们担任军机章京，协助主持变法事务。从6月21日到9月11日，改良派通过光绪皇帝接连颁发了许多除旧布新的变法法令。主要内容有：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设立学堂，学习西学；奖励新著作、新发明；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议事；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修筑铁路，开采矿产；用新法训练海陆军，改革官僚机构，裁减不必要的官员等。公元1898年是戊戌年，因此称这次变法为“戊戌变法”。 　　在变法之前，光绪皇帝曾到颐和园请示慈禧太后，慈禧并未加以阻扰，并且说：“变法也不是要紧的事，但不要违背了祖宗的规章制度，不要损害我们满洲人的权势，否则，不可施行。”又说道：“翁同和这个人不可靠，应尽早将他罢免。”光绪皇帝不得已撤销了翁同和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翁同和是光绪皇帝的唯一亲信大臣，帝党首领，是皇帝与维新派之间起桥梁作用的人物，翁的罢黜，使光绪失掉了重要支柱，所以，当光绪见到太后的谕旨时，战栗变色。 　　变法以后，慈禧也显示出一副改良派的样子，不加阻扰，而且当守旧官僚请她阻止变法时，她连笑带骂地说：“你管这么多闲事干什么？”当光绪觉得慈禧高高在上，事事感到掣肘时，慈禧还托人转告光绪：“太后不禁止皇上办事。”其实，慈禧玩弄的是一套“欲取故予”的手法，她的目的是要等到变法激怒一切腐朽的社会势力之后，一举扑灭维新运动，连同光绪帝一起搞掉。这一用心，在她的亲信荣禄的一段话中讲得十分清楚：“我们一直想要将皇上废掉，只是找不到一个罪名，不如听任他反复改革，使天下人共愤，然后一举将皇上连同帝党除掉。” 　　事实上的确如此。首先是礼部，因为变法时朝，所有改革事宜，多需礼部核议，弄得礼部人员，目不暇接。礼部尚书怀塔布，是慈禧太后的表亲，另一大臣许应（音ｋｕí），也是慈禧平日信任的红人，两人素来守旧，见了这些繁琐的手续，愤闷已极，恨不得将维新党人立刻撵逐。因此将一切需通过礼部衙门的新政，都暗中搁置。光绪皇帝知道翁同和革职一事，与怀塔布、许应日夕进谗言有关，就将他们及其礼部四个侍郎一律免职。守旧党人见了这道圣旨，吓得神魂颠倒，陆续跑到颐和园，钻营运动，求太后重新执政。大太监李莲英也向慈禧太后磕头泣诉，因为维新党人若行新政，必定先斥太监，光绪帝深恨李莲英，正想拿他开刀。慈禧认识到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与李莲英密议，她以光绪名义宣布于10月19日往天津阅兵，打算利用荣禄的军队发动政变，胁逼光绪退位。光绪帝此时已得知讯息，但他手中无兵权，直隶总督荣禄大权在握，除非得一胆大心细之人，先夺荣禄兵权，否则万事难成。光绪帝先后召见杨锐和林旭，交付密谕，要他们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商议相救，几人商量后，决定由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 　　袁世凯是镇压捻军的大军阀袁甲三的侄孙，早年投入淮军，以奸诈机变的才干得到李鸿章的赏识。甲午战争后，他又巴结军机大臣荣禄，得到在天津附近的小站督练新建陆军的差事，建立起一支装备较好的军队，共七千人。同时他还参加了由帝党人士组成并有改良派参加的强学会，脚踏两只船。谭嗣同正是由于为袁世凯的实力所吸引并被他伪装所迷惑而去向他游说的，指望他在天津阅兵时凭借袁的兵力发动反政变，诛荣禄等后党，恢复帝党的权力。9月18日深夜，谭嗣同来到袁世凯的住所，说明来意。袁世凯当即答应：“只要是朝廷的命令，我尽死而为。”还正色厉声说：“杀荣禄如同杀一条狗！”可是只隔了一天，他就赶返天津，去向荣禄告密。荣禄得报，星夜进京来见慈禧。9月21日凌晨，慈禧由颐和园回到宫廷，举行政变，将光绪幽禁在瀛台。瀛台是西苍湖中的一个小岛，环岛皆水，光绪帝到了此间，料知没有好结果，不禁泪下。李莲英厉声道：“太后即来，皇后亦至，难道万岁爷还怕寂寞么？”言毕自去，留内监守卫。过了不多时，慈禧太后驾到，光绪急忙跪接。慈禧怒目而视，指着他骂道：“你入宫时，年仅五岁，立你为帝，抚养成人，已近二十年，不是我全力保护，哪里还有你的今日荣耀？你要变法维新，我也不阻扰你，你为什么听人唆使，忘了我对你的大恩大德，还要设计害我？你试想一想，应该不应该？”光绪跪在地上，战栗不能出声。慈禧又叹息道：“我想你的命薄，没有福气做皇帝，现在亲贵重臣，都请我训政，没有一人向着你。即使是汉族大臣，又有几个助你为恶？你认为是好人的，其实都是奸臣，我一定要惩处他们。” 　　慈禧回到宫中，以光绪的名义发了一道上谕，宣布光绪自己不能胜任艰难的国事，“因念国家为重，再三吁请老太后训政，仰蒙太后答允，这实在是臣民之福。”又令步军统领逮捕维新党人，当时拿住杨深秀、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等六人，下刑部狱中，不久将他们六人处死，史称“戊戌六君子”。那些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也被革职、监禁或充军，废止了全部维新法令，并恢复了所有被废除的旧制。至此，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仅仅一百天即遭失败。义和团勇战八国联军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软禁在颐和园。慈禧立端王的儿子傅为大阿哥（就是皇帝的继承人），来取代光绪。没想到各国公使拒绝入宫庆贺，表示不承认这位“大阿哥”。慈禧可气坏了，很有些怨恨洋人，于是她就想报复洋人一下。这时协办大学士刚毅早就看透了她的心思。 　　刚毅平日巡察各地时，亲眼见到教会任意欺压中国百姓的情况，而且教会也经常不把他这个协办大学士放在眼里。这时各地正在闹义和团，刚毅得知义和团烧教堂、杀洋人，勇敢无敌，洋人们都惧怕他们几分，这次见到慈禧，上奏道：“老佛爷有所不知，如今义和团活动相当广泛，山东、直隶一带，遍地都是。义和团个个武艺高强，如果我们派兵镇压，要花费很大力量，得不偿失。不如我们利用义和团仇恨洋人的心理，去对付洋人。这样既教训了洋人，又可以消耗掉义和团的力量。”慈禧听后大喜，当即命令刚毅主持这件事。 　　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宣诏招抚义和团，并对列强宣战。并发布命令，承认义和团合法，禁止清军镇压义和团。这样一来，义和团就象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山东、直隶的各县各村，到处是“神坛”、“拳厂”。不少义和团到庆王府挂号，打起“奉旨义和神团”的旗号。1900年4、5月以后，义和团开始进入清朝的“心脏”——京津地区。在北京、天津城里到处贴有义和团的告示，上面写着：“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政效，民冤不伸。”、“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以免生灵涂炭”等等。义和团还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帜，吸引了许多清兵也参加了义和团。 　　声势如此浩大的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于是他们决定采取联合行动，镇压义和团。 　　1900年6月10日，英、俄、日、法、德、美、意、奥组成八国联军两千多人，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从而开始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 　　西摩尔联军在向北京进犯途中，遭到了义和团及部分爱国清军的阻击。在落垡（音ｆá）一带，义和团将通向北京的铁路拆毁。西摩尔不得不命令部队停下来抢修铁路，结果中了义和团的埋伏，有几十人被打死。联军在落垡战败后，逃窜到廊坊，又遭到三百多义和团和清兵统帅董福洋率领的甘军的打击，死伤无数。这就是著名的“廊坊大捷”。西摩尔联军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得夹着尾巴逃回天津。 　　帝国主义一见西摩尔战败，大惊失色，慌忙又调集大批侵略军进入天津，驻扎在紫竹林租界里。 　　6月17日，天津紫竹林租界枪炮齐鸣，喊杀震天，义和团围攻租界的战斗打响了。 　　紫竹林租界在海河北岸，天津城东南，本来是个景色美丽、环境优雅的地方。可是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这个地方被帝国主义列强强行占领了。他们在那里建教堂、盖洋房，驱逐原先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中国人，还到处挂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污辱中国人。人们把这里的洋人恨透了。 　　打响进攻紫竹林第一枪的，是武备学堂的学生们。武备学堂位于紫竹林租界东面，是清朝培训军官的学校。当义和团在天津兴起的时候，武备学堂的许多学生也加入进去。6月17日早上，学生们乘洋人不备，开炮猛烈轰击紫竹林租界。由于武备学堂威胁很大，所以联军立即派大批军队扑向武备学堂。然而，在学堂学生们的英勇抵抗下，联军始终没能冲进学堂。恶毒的侵略者们，竟放火烧房，引起了学堂内的火药库爆炸，学堂学生全部壮烈牺牲。 　　就在武备学堂学生们英勇抵抗侵略者反扑的同时，另一路义和团在大师兄曹福田的率领下，开始了攻打老龙头车站的战斗。 　　在攻打紫竹林租界之前，曹福田就意识到：老龙头车站既是联军由大沽向津、京增兵的枢纽，也是租界与外界联系的要地。如果抢占了老龙头车站，也就切断了租界内兵力、粮食等供应的生命线，那么租界内的敌军就会不战自败了。守护在车站内的是俄国的两千军队。他们占据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曹福田一到，就下令包围车站，向俄军发动猛攻。为了配合作战，义和团还在三岔口、黑炮台等地架起大炮，猛轰车站。一时间，枪炮声，喊杀声连成一片，俄军被打得哭爹喊娘仓皇逃走。不久，联军增派援军七、八千，带着新式的枪炮反扑。义和团寡不敌众，被迫退出车站，但仍对车站采取包围之势，寻机反攻。 　　争夺老龙头车站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由张德成率领的义和团，从马家口向紫竹林发起进攻。 　　张德成本是在海河上以撑船为业的船夫。后来由于帝国主义在天津附近修建铁路，霸占码头，张德成就没了生计。他痛恨洋人，为了生活，就在天津郊区独流镇组织义和团，不久发展到两万余人，号称“义和神拳天下第一坛”。这次是与曹福田商量好，联合攻打租界的。 　　由于联军使用的都是先进的洋枪、洋炮，并且在租界周围布满了地雷；而义和团大多使用大刀长矛，还有的使用镐头、铁锹，武器相当落后。虽然义和团战士们个个勇猛顽强，高喊着“刀枪不入，杀尽洋人”的口号，一批批地向上冲，但又一批批地死在联军罪恶的子弹下。义和团接连进攻了十几次，都没能成功。眼见着战士们一批批地死去，张德成心急如焚，他猛然脱掉上衣，怒骂道：“狗娘养的，我跟你们拼了！”说着抡起大片刀就要向上冲。这时忽然背后有人高喊道：“大师兄，且慢！我有计可治服洋鬼子。” 　　张德成回头一看，原来是红灯照的黄莲圣母。黄莲圣母，是天津附近红灯照的首领。红灯照，也是义和团的一支，不过参加者都是女子。黄莲圣母原名叫林黑儿，父母、丈夫、子女都被洋人杀害，她带着对洋人的满腔仇恨投奔义和团，并组织了红灯照，召集许多年轻女子参加进来。她还散发传单，上写：“一片苦海望无津，小神忙乱走风尘，八千十万神兵起，扫灭洋人世界新”，并自称是黄莲圣母，成为红灯照的领袖。 　　黄莲圣母叫人马上找来五十多头凶猛膘悍的公牛，又让义和团战士们在牛角上绑上锋利的匕首，牛尾上挂满一串串的大爆竹。张德成一看，不禁拍手叫绝，立即下令点燃牛尾巴上的爆竹。 　　爆竹一响，公牛一下子都惊了，它们拼命地向租界里冲去。租界周围的地雷被公牛踏响，大批的联军士兵被牛踩死或被牛角上的尖刀刺死，租界内的联军弹药库也被牛尾巴上的燃竹点燃，爆炸升天。联军一下子乱了阵脚，义和团乘势冲入租界，占领了许多地方。 　　在天津义和团奋勇杀敌的同时，北京义和团也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搏斗，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 　　正当义和团战士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时候，慈禧太后露出了她卖国的真面目。在此以前，她允许义和团反对八国联军的活动，只不过是泄私愤而已。7月初，慈禧就密令天津提督宋庆，不惜余力，屠杀义和团。在宋庆的血腥镇压下，义和团损失惨重，天津全城很快被侵略者占领。 　　8月4日，八国联军二万多人，从天津沿运河向北京进犯。途中遭到义和团的沉重打击，从天津到北京不到二百里，而联军却走了半个月才开到北京城下。 　　慈禧太后一看大事不妙，急忙请李鸿章出城求和，并送去西瓜、冰块给联军解暑。但是联军拒绝慈禧的求和要求，向北京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慈禧和她的亲信们只得弃城逃跑。就在她逃出北京的同时，还下令让留守的清军配合联军将义和团斩尽杀绝。 　　联军进入北京后，疯狂地进行烧、杀、抢、掠的活动：日军从户部抢走三百万两银子后，还放火烧毁户部以毁灭罪证；法军将无辜群众赶入一个胡同内，用机枪扫射，当场打死几千人……几天时间，繁华富庶的北京城被洗劫一空。 　　帝国主义在屠杀中国人民、抢夺中国财物的同时，还强迫清政府签定了《辛丑条约》。根据条约，清政府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加上利息，共9亿8千2百多万两，以海关关税、盐税、常关税作保，在北京设立了使馆区，拆毁大沽炮台，外国军队进驻北京等许多丧权辱国的条件。 　　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令人惊奇佩服，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中国还有民族精神，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孙中山创建同盟会清王朝自鸦片战争以后，已是日薄西山。慈禧专政后，国势更加日趋衰败。一系列割地赔款，使神州大地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纷纷起来提出效仿西欧，实施新法，倡导富国强民的政策，但均遭到以慈禧、李鸿章等顽固派的刁难和镇压，使全国反清的斗争形势更加高涨。由一般的民众组织斗争，转化为有一定的理论为指导的革命斗争。 　　最早的革命斗争组织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从1903年夏季起全国又先后涌现出黄兴、宋教仁领导的“华兴会”；蔡元培、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孙武等领导的“日知会”等等。 　　1905年夏，孙中山结束了在欧美发动留学生和华侨的工作又匆匆赶回日本。7月的一天，他经一位日本友人宫崎的介绍，拜访了黄兴。两人一见如故，孙中山畅谈革命形势，并建议“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共同致力革命，当即得到黄兴的赞同。宋教仁得知后，也十分赞同。不久，湖北、四川、广东以及其他一些省的留学生也一致拥护孙中山的主张，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 　　不久，孙中山在东京邀集留日学生和旅日华侨见面。与会者不论见过面，还是没见过面的，都对孙中山为革命奔走的业绩早有耳闻，纷纷请他先给大家讲几句话。孙中山环视坐在他周围的为国为民献身的志士仁人，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是济济一堂！到会同志都是学业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的人，而且多数能文能武。从事革命事业，一定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我和诸君见面，第一个感觉就是中国的前途大有希望！”人群中响起一片掌声，孙中山轻轻挥挥手又说：“现在国内局势十分危急，列强虎视眈眈。但，我说革命事业怕的是自己内部不统一，这一省想起事，那一省也想起事，各自为战，这样，力量不集中，既不能推翻清政府，革命力量也保存不住。列强还会乘机谋利。” 　　坐在一旁的黄兴插一句说：“是这样！我们华兴会想在湖南起义就失败了，革命要成功，必须组织起来。” 　　与会者一致同意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孙中山被推举为会议主席。讨论的第一个议题是：这个统一组织的名称和宗旨。代表们一致同意叫“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宗旨，孙中山想出16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代表中有少数人对“平均地权”有异议，但经过孙中山耐心的开导，基本上通过了。 　　第二个议题：拟定一个会员入会的秘密誓词，当时由孙中山起草，黄兴、陈天华略加修改。在誓词中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接着，孙中山领着代表们庄严宣誓。宣誓后，孙中山欣然地说：“可庆可贺，从今日起，我们不是清朝的人啦！” 　　8月13日，孙中山在欢迎他的千人大会上，用铁一样的事实批驳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的陈词滥调。并号召革命有志之士绝不能“无所藉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只要“发奋自雄”“易旧为新”，在数十年内不仅“举西方之文明而尽有之”，而且胜过他们也是可能的。 　　8月20日下午，在东京市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友人阪本金弥的住宅内举行了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会员有一百多位，大会在孙中山的主持下，通过了同盟会的章程和宗旨。大家一致推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大会又采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了机构，同盟会下设支部。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不久，同盟会又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民报》，孙中山亲自写了《发刊词》，他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从此，民族民主革命以更迅猛的脚步前进了。 　　正当同盟会成立之际，慈禧也玩弄“预备立宪”的政治花招，与同盟会相对抗。慈禧于1905年7月接受了袁世凯的建议，派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以做“预备立宪”骗局中的马前卒。 　　朝廷准备立宪的消息传到保皇派康有为、梁启超处，二人如获至宝，立即向各地保皇派发出通告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鼓吹君主立宪，扬言在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 　　康有为和梁启超为师生关系，二人是维新运动的领袖，由于一些原因，康有为变得保守起来，不赞成，民主革命。后来，梁启超的思想，渐渐向同盟会靠拢。 　　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孙中山断然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并举出大量的事实，揭穿清政府玩弄假立宪的伎俩是一个企图苟延残喘的卑劣阴谋。秋瑾徐锡麟举事1907年7月6日，安徽安庆的巡警学堂正在举行毕业典礼。几百名学生笔直地站在操场上，恭恭敬敬地等待着安徽巡抚恩铭的检阅。 　　不久，大腹便便的恩铭在学堂的会办（相当于教务长）徐锡麟的陪同下走进操场。恩铭一边向学生们点头致意，一边大摇大摆地向前走，一点也没注意到陪同他的徐锡麟这时已落在了后面。忽然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学生队伍中飞了出来，恰好落在恩铭的脚下。待他定睛一看，竟是一颗炸弹。恩铭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真不知如何是好。可是那颗炸弹“哧哧”地冒了一阵烟后并没爆炸，这时就见徐锡麟一个箭步跳上前来，架起恩铭，嘴里还不住地说着：“大人不要害怕，刺客马上就能抓住。”说话间，徐锡麟突然从靴筒里掏出一把小手枪，对准恩铭的胸口“啪啪”就是几枪，恩铭还没反应过来就归了西天。 　　这时，整个操场都乱成了一团，徐锡麟趁乱招呼着三十几个学生模样的人迅速冲向离巡警学堂不远的安庆军械库，搬出大量的枪支弹药。这时，就见闻讯赶来的清兵，已经里三层外三层把军械库团团围住。黎锡麟他们只好各自找了有利地形，向外猛烈射击，打死了许多想冲进来的清兵。 　　清兵越聚越多，他们与徐锡鹿等人对射着，一时枪声、炸弹爆炸声、人们的呐喊声混在一起，响彻云霄。这时就听到清兵的后面有人叫喊着：“给我上，打死一个给五百两银子；后退一步千刀万剐（音ɡｕǎ）！”所以虽然有好多清兵被徐锡麟他们打死，但为了钱，他们还是玩命往上拥。就这样激战了两个多小时，许多巡警学堂的学生牺牲了，徐锡麟也负了重伤。眼看就冲不出去了，这时徐锡麟对他身边的通讯员说：“我们恐怕不行了，现在我最担心的是秋瑾女士，清政府一定会去加害她。所以现在我们几个掩护你，从敌人火力弱的后门冲出去给她报信。”徐锡麟他们几个端起枪就冲出前门，对着敌人猛烈射击。清兵为了那五百两银子都纷纷涌向前门，通讯员很顺利地冲出了后门。 　　7月11日深夜，小雨淅淅沥沥不住地下着，整个绍兴城一片漆黑，只有城西的大通学堂里，有一点灯光在闪动。 　　在大通学堂后院的一个小屋里，十几个人在一盏油灯下正热烈地讨论着什么。坐在正中的是一位女子：三十出头的样子，一套紧身裤褂，圆圆的脸上一双深邃的大眼睛，透着一股英气。这女子就是秋瑾。 　　秋瑾出生在浙江绍兴，从小聪明伶俐读过很多书，写诗作词，样样精通；而且她还跟表兄学了一身好武艺。因为她经常骑马舞剑，拿枪弄棒，人们都称她为“鉴湖女侠”，在江浙一带很有名气。结婚后，秋瑾随丈夫来到北京，认识了许多思想进步的朋友，接触到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1900年，因为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秋瑾一家到南方避难，路途中看到八国联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情景不由感慨万千：“清政府这样的腐败无能，中国人任意受外国人的欺负，作为中华儿女就应该担负起挽救国家危亡的重担。” 　　从此，秋瑾开始了她的革命活动。她的丈夫是个只知升官发财的清朝官吏，他可不希望妻子成为一个革命者。为了更好地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春，秋瑾毅然离开了她的丈夫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秋瑾先后加入了“共爱会”、“十人会”、“三合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在光复会里，她结识了徐锡麟。 　　秋瑾与徐锡麟经常在一起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知识，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05年，他们两人又同时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同一年，为了抗议清廷与日本政府相互勾结，禁止学生在日的革命活动，许多留学生罢学回国。回国后，秋瑾和徐锡麟先后来到浙江绍兴的大通学堂，把这里做为培养革命人才的基地，为进行武装起义做准备。 　　不久，徐锡麟去了安徽，并取得了安徽巡抚恩铭的信任，做了安庆巡警学堂的会办。通过他的争取，学堂中有好多学员成为革命党人。于是他与秋瑾商定，要在1907年同时举行安庆起义和绍兴起义。但由于叛徒告密，安庆起义被迫提前举行，所以就演出了前面那壮烈的一幕。 　　雨越下越大，秋瑾和大通学堂的一些革命党人正在制定绍兴起义具体计划，忽然门哨领进一个浑身是水，面色如土的人，那人见到秋瑾，吃力地说了一句“安庆起义失败了，快，快……”话没说完就昏倒过去。秋瑾他们连忙将这个人扶起，仔细一看，原来是徐锡麟身边的通讯员。 　　秋瑾一下子明白了所发生的一切，她不加思索地说道：“安庆起义失败，我们也暴露了，现在我们必须撤离此地。”说完，她一面收拾与起义有关的文件，准备烧毁，一面派人通知其他革命党人赶快躲避起来。而秋瑾自己却留下，众人劝说无效。这时她已得知徐锡麟等人遭清军残害。 　　“这些狠心的豺狼！”秋瑾听到徐锡麟被害的消息后泪流满面，她拔出手枪就要往外冲，7月13日，300多名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这时身边的人忙劝阻她说：“秋女士，你快逃吧，我们掩护你。” 　　“不！”秋瑾斩钉截铁地说，“革命就要流血，我要成为中国女子为革命流血的第一人！”说完，她一个箭步冲了出去。在清兵的重重包围中，秋瑾和8名师生不幸被捕。 　　7月15日凌晨，秋瑾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年仅31岁，临刑前索取纸笔，疾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作为回答。林纾开翻译名著之风林纾（1852—1924年），字琴南，福建闽县人，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林纾最早把欧美国家的名著用日话文的形式介绍到中国来。 　　林纾年幼时，家境贫苦，由于家中生活困难，他曾经一度寄住在外祖母家。但他非常爱好读书，家里无钱买书，他就向别人借书来读，并将书里的内容抄写下来。有时候，即使找到的是一本破书，他也如饥似渴地阅读。到20岁时，林纾已经读了很多书，文字根底已经很深。23岁时，林纾为了谋生，开始担任蒙师，教儿童读书识字。30岁时考中举人，此后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名落孙山。 　　1895年，林纾结识了刚刚从法国归来的王寿昌。王寿昌向林纾谈起法国观感，说到大仲马、小仲马父子的故事，并向林纾讲述了小仲马和小说《茶花女》的感人情节，他建议林纾把《茶花女》翻译出来。林纾不懂外语，所以起初不敢应承。经王寿昌再三劝说，才答应试一试。于是他俩就在福建马尾开始合作翻译《茶花女》，王寿昌逐字逐句地讲解法文原意，林纾边听边迅速记录成文。当时，林纾妻子去世不久，他心中已落落寡欢，对书中男女主人公的遭遇，非常同情，译到伤心的情节，甚至大声痛哭。他的译文有些地方加入了自己的感情，虽与原著有所出入，但文笔缠绵悱恻，很是感人。1899年，这部翻译小说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书名出版，很快风行国内。玛格丽特和亚芒的爱情故事，打动了许多中国人的心灵。 　　《巴黎茶花女遗事》是近代最早的一部翻译小说。它所描写的爱情故事，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才子佳人式的言情小说格局，使中国人耳目一新。林纾偶然涉中外国文学翻译领域，获得巨大成功，引起了他翻译外国文学的兴趣。从此，他走上文学翻译的道路，在十几位合作者的配合下，他共翻译外国小说一百七十余部，涉及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挪威、西班牙等国家的文学作品，其中有不少是世界名著，有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大小仲马、巴尔扎克、雨果、易卜生、塞万提斯等著名作家的作品。林纾不懂外语，每译一书，都由别人口述，他写成文章。由于他古文功底深厚，文笔流畅优美，翻译出来的小说影响广泛。商务印书馆曾将林纾翻译的小说，以《林纾小说丛书》的名号整套出版，分装两个小木箱，成为轰动全国的畅销书，“林纾小说”也成为一专用名词。 　　林纾早年倾向于维新变法，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君主立宪制。1884年中法战争时，林纾听到马尾海战失败的消息后，和朋友一起在福州街头痛哭流涕。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他也曾与人联名上书，反对议和。辛亥革命以前，林纾把翻译外国小说，当成向国内介绍外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状况，唤醒同胞起来救国的一种手段。他所翻译的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不少都具有反封建的性质。他翻译了美国小说《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黑人奴隶的悲惨生活，使他想到华工在美国的非人待遇，他希望这本书能使人们觉醒。小说出版后社会反响强烈，读者争相购买，有的读者边读边哭，深受感动。 　　林纾是近代翻译外国文学最早的人，也是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最多的人。“林纾小说”开拓了人们的眼界，带动了翻译外国文学的风气，在社会上和文学界都发生过巨大的影响。末代皇帝溥仪清代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是光绪皇帝的侄子。1908年，光绪帝病逝，溥仪即位，1909年为宣统元年。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的光绪帝载恬得了重病，因为他没有儿子，慈禧决定立光绪帝的侄子溥仪为嗣皇帝，便将他送入宫内，这时候溥仪只有3岁，溥仪入宫后第二天，10月22日，光绪帝驾崩，终年38岁。次日“垂帘听政”半个世纪的慈禧也一命呜呼了。慈禧在临死前立下遗言说：“现在我的病势已经危险，恐怕一病不起，以后军国政事，由摄政王（溥仪之父载沣）裁定，遇有重大的事必须由皇太后（隆裕皇后）懿旨。”就是说，慈禧太后死后，清朝政权由载沣与隆裕太后联合辅政。 　　慈禧死时74岁，执政50年，给后人树起了一块醒目的“千古罪人”的警碑。光绪帝与慈禧死后半个月，十一月初九，经过准备清政府举行了宣统帝的“登基大典”。在溥仪登上皇帝宝座的前后，清朝统治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它预示大清王朝覆灭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据《清鉴纲目》记载，在这段时间里，全国到处都掀起了革命风暴。 　　光绪三十三年秋七月，广东钦州革命党起事，攻陷防城，后来失败。由于革命风暴此起彼伏，清朝统治已经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为此，它们决定在宣统元年九月，各省成立咨议局，宣统二年在北京成立资政院，作为议会的基础，企图在封建统治制度的土壤上，撒下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花束，以欺骗舆论，延长寿命。 　　正当清统治者为了改换招牌，装饰门面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晚上，驻湖北省武昌的新军，举行了武装起义，爆发了辛亥革命。次日，起义军占领武昌，攻克汉阳，成立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并通电全国，废除清朝称号，建立了中华民国。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纷纷宣告脱离清朝，拥护共和。12月，孙中山从海外回国，17省代表在南京召开会议，选举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1912）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发表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告全国同胞书》，表示要“尽扫专制制度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一直在窥测风向，准备东山再起。清政府为了挽救危局，决定重新启用袁世凯，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新内阁。“筹划改良政治的一切事宜”。袁世凯组阁以后，不仅迅速接收了清朝的全部政权、军权，还指使段祺瑞等北洋将领48人，联名通电全国，吁请清帝退位，确定共和政体。2月12日，隆裕太后宣布了溥仪退位诏，命袁世凯以全权成立临时共和政府。从此，结束了清朝260多年的封建统治，同时也结束了2000多年来的皇帝专制制度。这是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值得全国各族人民永远纪念，共同庆贺。 　　袁世凯组成临时共和政府以后，根据孙中山1月22日的声明，同南京的革命党政体达成协议，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公布了“清帝退位后优待条件”，末代皇帝溥仪开始了紫禁城内的小朝廷生活。 　　根据“清帝退位后优待条件”上，溥仪在故宫里面，仍然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也仍然是皇帝，直到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才废除溥仪的皇帝称号，并被驱逐出宫。1925年溥仪移居天津。1931年，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前往东北，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傀儡，当上了伪“满洲帝国皇帝”。在这期间，溥仪的一切行动完全控制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下，并为其所利用。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溥仪在逃往日本途中被苏军俘获，1950年移交给中国政府。1959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特赦令将溥仪释放，他才开始走上新生活的道路。政府安排他到中国文史馆从事文史档案的工作。1964年溥仪任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7年于北京病逝，终年62岁。武昌起义以四川为中心的“保路运动”爆发后，清朝政府调集半数以上驻武汉的新军入川镇压，大批新军向四川的开拔，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大好时机。 　　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是中国中部重要的交通枢纽，被称作“九省通衢”。除此之外，还是当时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商埠。所以，武汉自然成了反动统治的心腹要地。同盟会成立后，武汉也被革命党人所看好，不久就成了革命力量最集中的中心点之一。革命党人在这里做了长期深入的工作，在湖北新军里培养了大批骨干；当地的群众也在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下，积极倾向革命。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便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条件。 　　武汉地区有两个革命团体，一个叫共进会，一个叫文学社，都和同盟会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看到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8月间组成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推定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为总司令，共进会负责人孙武为参谋长，刘尧征、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负责组织起义。经过商议，1911年定于10月11日放火为号发动起义。 　　起义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大家都投入积极的准备中，不料在起义前夕，接连发生了两起自我暴露的事件，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有不少被杀害，革命党人这时除了提前发动起义，别无选择。一件事是新军炮队的革命党人孟发臣等人和营长杨齐风发生冲突，杨齐风用军棍打了孟发臣等人，士兵们看到官长这样横蛮专制，按耐不住怒火，拖出几门大炮就向军官宿舍轰击。谁知射出的全是演习用的假弹。他们又急忙去取真弹时，被赶来的部队镇压。湖广总督瑞征虽然没有利用这事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却因此布置了防务措施，加强了防备。 　　第二件事发生在10月9日上午。一部分革命党在参谋长孙武带领下，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配制炸药。不料有人吸烟，火星落在炸药桶里，顿时引起爆炸。孙武受伤，被人送进医院。巨大的爆炸声引来了俄国巡捕，他们把革命党人准备起义用的文告、旗帜、印信、钞票和宣传品全部抄走，并抓住了刘同等人，接着他们就把这些战利品引渡给瑞征。刘同当时只有十四五岁，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把他所知道的革命党的秘密机关和重要人物全部供了出来。瑞征马上下令包围了武昌小朝街的起义指挥部。抓住了一批革命党人。总指挥蒋翊武侥幸逃脱。起义计划被彻底打乱。 　　当天午夜过后，瑞征下令将捉到的革命党人全部杀害。接着关闭城门，全城戒严，并严格管束新军各团各营的人员，不许他们外出，不许往来，接照名单严密搜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 　　晚7时左右，驻武昌城内黄土坡的第八镇所属工程第八营的士兵金兆龙在兵营里擦枪，排长陶启胜就问：“你们要干什么？”金兆龙回答：“以防不测！”陶启胜大声说：“你们想造反吗？”金兆龙急不择言：“造反就造反，你能把老子怎的！”陶启胜上来就要扭住金兆龙，金兆龙抬手就给了他一枪。受了轻伤的陶启胜转身便往门外跑，迎面碰上班长熊秉坤。熊秉坤知道陶启胜这一去定会惹来麻烦，也抬手就向他开了一枪。全营革命党人听到枪声，大喊：“反吧！”顿时大家行动起来，枪声大作。金兆龙、熊秉坤的第一枪揭开了武昌起义的序幕。 　　起义发动之后，熊秉坤等率众直奔楚望台军械局。把守军械局的工程营士兵顿时纷纷加入起义队伍，起义士兵的战斗力和信心越发得到加强。驻守军械局的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曾经参加过革命团体日知会，所以立即被推为临时总指挥，吴兆麟立即带领队伍进攻总督衙门。这时各团营新军革命士兵听到枪炮声和工程第八营起义的消息后。也都纷纷起义。起义队伍声势更加浩大。经过一夜战斗，到11日拂晓，武昌就被革命军全部占领了。11日晚和12日早，汉口和汉阳新军也发动了起义。武汉三镇全部为革命军所占领。 　　武昌起义成功得这么快，是大家所没想到的。这时候，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还在香港，而当时策划起义的共进会和文学社，因为起义前的事件，领导人有的牺牲，有的藏匿，因此，起义成功后，该由谁出面组织政府？经过激战的革命士兵，聚集在武昌湖北谘议局开会。他们四处找人，找来了立宪派、地方坤士，和一些没来得及逃走的官吏。要他们参加推举都督，成立革命政府。革命党人对朋友和敌人的观念还十分模糊。 　　起义的士兵还认为，当都督的总应该是有“声望”的人，有人提议熊秉坤和吴兆麟当都督。而起义发起者熊秉坤和临时总指挥吴兆麟一个是班长，一个是连长。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缺乏威望和指挥经验，难以控制今后的局势。会场上的立宪派有人看准了势头，便提议让原清军协统（旅长）黎元洪当都督。 　　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曾在北洋海军里任职。起义的当天晚上，他坐镇军营，曾亲手杀死过一名响应起义的士兵，后来革命党人派来的联络人员，也被他枪杀了。人们找到他让他出面主持军政府，担任都督。他怎么也不肯，后来，在革命党人的枪口逼迫下，他才无奈就任。这时，立宪派头子、湖北谘议局局长汤化龙，也被推举担任了民政总长。黎总洪被迫上台后，终日一言不发，也不肯剪去辫子。革命党人无可奈何，把他监视起来，另外组织了一个“谋略处”处理重要军事问题。并以黎元洪的名义，通电全国。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宣布把国号改作“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人民，表示支持和同情各地人民群众的斗争，号召各地人民响应起义，推翻清朝的统治。军政府又陆续发布文告，宣布人民享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宣布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废除当年和往年所欠的田赋。 　　军政府的革命政策，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激起了他们革命的热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纷纷报名参军。接着又在与清军的一次交战中打了一个大胜仗，攻占了清军的阵地。 　　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当了几天木头人的黎元洪也活跃起来，积极把持政权。一些投机分子看到起义成功，也都自称“拥护共和”钻进革命队伍中，控制形势的发展，而且势力越来越大。起义虽然成功，却隐藏着巨大的危险。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湖南、陕西、山西、江西、上海等10多个省份一个接一个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清王朝在各地的统治迅速瓦解。因为1911年是旧历辛亥年，所以这次革命被称为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诞生武昌起义后，全国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新的斗争形势迫切要求有一个全国统一的领导中心，于是，建立中央临时政府的议题提到日程上来。中央政权如何建立，革命派、原立宪派和旧官僚等各种政治势力，都在积极策划力图控制国家大权，使得组建中央政权的斗争更为复杂起来。 　　武昌起义成功，最先建立共和地方政权，成为众人瞩目之地。武汉虽在北洋军进攻下失去汉口、汉阳二镇，黎元洪与亲信势力仍想利用着起义之名号令各省，执掌全国新生政权之牛耳。11月9日，黎元洪发出通电，请已经宣布独立各省速派代表到武昌议商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得到一些省的响应。11月11日，汤寿潜、程德全联合陈其美通电独立各省，提出在上海召开“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后来，武昌方面一再坚持，各省代表遂陆续抵达武汉。自11月30日始，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内连日举行。独立各省代表的成分不一，比较复杂。与会期间，北洋军的炮火猛击武昌，给革命派施加压力，英国驻汉口领事也假以中立者身分为袁世凯传情达意，代表会议乃通过两项议案：一是初步订立《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另一是如果袁世凯反对清朝，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筹组民国政府的活动，从一开始就让立宪派和旧势力抢占了上风。 　　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上海方面的代表们决议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武汉方面已无力抗衡，会议迁往南京继续举行。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在成立中央政府选举临时大总统问题上，受到代表清政府的北方势力的牵掣，又在推举正、副大元帅问题上发生纷争，临时政府仍处于难产状态。25日，孙中山自海外返抵上海，他为革命奔走海内外十几载，以其才识胆略和顽强的奋斗精神，在革命党人和国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他的到来，革命派的气势为之一振。南方各派转而推公认的革命领袖孙中山组织临时政府。29日，17省代表开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为保全前不久代表会议虚位以待袁世凯的承诺，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表示本人“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这一年定为民国元年。3日，代表会议续选黎元洪为副总统，通过了由孙中山、黄兴提出的9名国务员名单。其中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皆是老同盟会员；交通总长汤寿潜、实业总长张謇是原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司法总长伍廷芳曾任清政府官职，但他是开明人物，又被推为南方谈判代表；内政总长程德全是颇有影响的“和平独立”代表人物；财政总长陈锦涛在清政府中任过要职，海军总长黄钟英组织过海军舰长起义。可以看出，国务员人选的确定，是孙中山等人同原立宪派和旧官僚反复磋商分配权力的结果。孙中山、黄兴让出实业、交通、内政等席位，用意是借重立宪和旧派官僚的经济力量与社会影响，达成各派联合的局面。接着，孙中山以“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办法，在直接任命各部次长、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时，全派革命党人充任，实际主持各部政务。 　　1月28日，立法机关临时参议院成立，43名参议员中，同盟会员33人，原立宪派分子8人，其他2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筹组临时政府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南京临时政府内革命党人居于主导地位，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封建帝制的覆亡，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诞生。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中庄严申明，他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要实行新的建国宗旨，即“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要将专制横行的封建的中国改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人民谋福祉。他还宣布临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对内要实行民族、领土、军政、内政、财政统一；对外要将“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要建立和平、民主、富强的民族国家。孙中山还阐述了坚持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的思想，强调“国家一，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指出现在各省响应武昌起义的“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对于团结全国各民族，共同抵制帝国主义肢解中国边疆的阴谋，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具有重要意义。 　　孙中山的建国政治方针，与同盟会政治纲领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一以贯之。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各项政策法令，除旧布新，推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保障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走上正常轨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平等地位。诸如禁止买卖人口、蓄奴，停止刑讯；保护华侨；给予女子参政的权利等；移风易俗，在全社会树立民主新风气。孙中山自称“公仆”，实行不分官阶的低薪供给制。废止一切跪拜礼节，改行鞠躬礼；保护工商业，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行鼓励兴办洋业的措施；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提倡兴办垦殖业；废除清政府的一些苛捐杂税等；改革文化教育，实行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提倡“自由平等友爱为纲”的公民道德，废除封建的忠君教育，改旧学堂为学校，教科书务必符合民国宗旨。 　　中华民国建国之初颁布的这些政策和法令，虽然只有一部分得到贯彻执行，但都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原则和利益，反映出资产阶级政权的民主性和革命宗旨。然而，临时政府也幻想帝国主义支持和帮助中国革命，没有出台保护农民利益的措施，独立各省地方政权，大多数为立宪派所控制，这就难免留下后患。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早年投靠淮军，在淮军与洋人合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时表现得精明能干，深得李鸿章的赏识，并被荐为清驻朝鲜的全权代表。甲午战争时，清廷为保卫京师筹建新军。袁世凯被任命在天津小站训练陆军。他在戊戌变法时出卖过维新派，又是血腥镇压义和团运动的罪魁。由于他善于见风使舵，玩弄权术，所以晋升很快，不久就代替李鸿章成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在任职期间，袁世凯大力扶植自己的势力，号称北洋三杰的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掌握着清政府北洋新建陆军的大权，人们称之谓“北洋军阀”。 　　袁世凯的权力越来越大，已威胁到满族统治者的地位了，于是清政府解除了他的职务。武昌起义后，南方各省新军纷纷响应，而北洋新军清政府又轻易不能调动，只好请袁世凯出山。从此，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袁世凯掌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开始做起了他的皇帝梦。 　　说起袁世凯的皇帝梦，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传说袁世凯有一个精巧的玉杯，杯把上有一条盘旋的玉龙，每天早上他都要用这支玉杯喝上一杯龙井茶。有一天，一个仆人照例将一杯茶送到袁世凯卧室，忽然看见在袁世凯的床上趴着一只大癞蛤蟆，仆人惊得目瞪口呆，一失手竟将玉龙杯摔在地上。仆人没敢声张，慌忙到庙里找一个老和尚求救，老和尚就给他出了个主意。等到袁世凯醒来，不见了玉龙杯，就把那个仆人叫进来训斥。仆人说，在早上送茶时，忽然看到玉龙杯上的龙活了起来，飞到袁世凯的身上，变成一条大金龙，他一害怕，就把那玉杯给摔碎了。袁世凯一听，大为喜悦，认为自己是真龙附体了，所以不但没责怪仆人，反而给了他许多钱。 　　其实这都是人们为讽刺袁世凯而编造的，但他想做皇帝是千真万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要任务就是镇压南方的革命势力。袁世凯可是个狡猾的阴谋家，他一方面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派北洋军阀攻打武昌等南方的革命政权，逼迫革命党人屈服于他；一方面又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策划下，假惺惺地要与革命政权和谈。 　　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宣统宣布退位。这样一下子使袁世凯身价百倍，许多人认为朝廷的倒台是袁世凯的功劳，袁世凯是赞成共和反对帝制的。孙中山为了稳固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也答应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这样，在10月10日，袁世凯成了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 　　当大总统，并不是袁世凯的最终目的，他每天做的都是皇帝梦。所以，他当上大总统后，变本加厉地镇压革命。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国民党（1912年宋教仁等将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孙中山是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著名领袖宋教仁，下令逮捕黄兴和孙中山，镇压了黄兴、李烈钧领导的“二次革命”（把辛亥革命叫做“一次革命”），掀起血腥屠杀革命者的高潮，仅在湖北省，1913年一年中被袁世凯杀害的革命人士就达4000多人。 　　为了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首先从俄、英、法、日、德五国手中借来9000万元，做为镇压革命的经费；不久又承认外蒙古“自治”，使我国失去领土的完整；最可恨的是，他为了做皇帝答应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许多大权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为使自己做皇帝名正言顺，袁世凯还搜罗了一批反动文人，为自己歌功颂德。在这批反动文人中，最著名的是梁士诒和杨度。

作者拥有多年写作经验，作品丰富，出版多本图书，在各种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本书作者受到读者和媒体极高的评价，文字功底深厚，技巧运用娴熟，不着痕迹，处处“随心所欲”，又处处颇具匠心地洒脱与严谨，文字优美，值得一读。

十月三十日晚十时，辛亥云南起义爆发。原讲武堂监督李根源等率领云南新军七十三标由昆明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蔡锷则率第七十四标和炮标由南门外巫家坝向城内推进，进攻总督署和五华山。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攻陷云贵总督衙门，活捉总督李经义，第二天占领昆明全城。十一月一日，云南军政府宣告成立，蔡锷被推举为都督，李根源任军政部总长，唐继尧任次长。接着，云南各府、州、县传檄而定，全省迅速光复。 　　蔡锷就任都督后，进行大胆改革：撤换贪官污吏，选贤任能；整顿财政，取消各种苛捐杂税，开设银行，提倡节俭；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云南这个新兴资产阶级政权省份，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三月，孙中山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蔡锷暗中派兵援助四川熊克武讨袁。袁世凯为了控制云贵，认为必须拔掉蔡锷这颗钉子。于是下令调蔡锷进京，蔡锷迫于形势及对袁的某种幻想，便于十月到了北京，决心要干一番事业。到北京后，蔡锷的这种热忱很快就被袁世凯专制独裁和卖国行径所扑灭。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五月，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企图为复辟帝制寻求靠山。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也使蔡锷看清了袁的丑恶面目，决心以武力反对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于是，蔡锷表面若无其事，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蔽骗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往天津，与恩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构想。十一月，蔡锷秘密赴津，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经台湾、香港、越南河内抵达云南。 　　蔡锷到达云南时，云南军队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蔡锷一到，群龙获首，斗志激昂。蔡锷到后，来不及休养，便连续召开两天紧急会议，决定先礼后兵。十二月二十三日，以云南都督与巡按使名义，拍发电报，责令袁世凯取消帝制，诛除祸首，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袁世凯假装糊涂，电询此电报是真是假。二十五日，蔡锷等在昆明护国寺宣告云南独立，组成维护共和政体、反对复辟帝制的“护国军”，向全国通电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扼守长江上游；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相机进取湘赣；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后方，负责前线补给。 　　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元旦，是袁世凯预定举行称帝登基大典的日子，护国军檄告天下，痛数袁贼十九大罪状，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地域，不分党派，不分种族，团结一致，共讨袁逆。五日，再次通电全国，宣告护国军出师的目的在于维护共和国国体，反对复辟帝制，促进各省经济民力自由发展，建设真正的民主政体，提高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十日，蔡锷率第一军分三路向四川进发：左路经昭通，进取叙府（今属宜宾）；右路经松坎，攻綦江；蔡锷亲自率领主力中路，经永宁，进攻泸州。这时，敌军也已密集叙浈前线，打击护国军。蔡锷指挥大军不畏强敌，英勇奋战，先后攻占了叙府、泸州，给袁世凯军队以沉重打击。 　　正当护国军节节胜利之际，袁世凯急调曹锟、张敬尧等率军赶赴四川。护国军三千余人与敌军数万人作战，力量悬殊，再加上唐继尧为了保存实力，拒绝援助蔡锷，蔡锷不得不指挥部队放弃叙府、泸州，退守大洲驿，据险固守。蔡锷不顾自己的身体虚弱，带病赴前线指挥战斗，与士兵同甘共苦。 　　三月十五日，广西宣布独立，誓师讨袁，打乱了袁世凯对护国军的作战部署，消息传来，四川前线的护国军精神大振，蔡锷乘机整顿部队后，即下令发动反攻。几天之内，连克江安、南溪等县，敌军伤亡惨重，全线崩溃。在护国军的沉重打击和全国人民反对帝制的浪潮中，袁世凯惊慌失措，于三月二十二日宣布取消帝制，并派人与护国军谈判。五月八日，南方反袁势力由护国军军政府联合滇、黔、粤、桂、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同袁政府对峙。接着，陕西、四川、湖南等省也相继独立。卖国贼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于六月六日丧命。 　　六月七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这时蔡锷已患喉结核病，饮食困难，只有去上海或日本的专科医院，方有治愈的希望。在处理完几件最紧要的公事后，这位拚死征战的将军才离开他眷恋的战场，搁下他建设四川的规划，于九月赴日本就医。十一月八日凌晨四时，蔡锷终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于东京福冈医院，时年仅三十四岁。 　　蔡锷生命虽短，却为后人留下了值得纪念的两件大事：在辛亥革命时期，他领导云南“重九”起义，为推翻清朝作出了贡献；袁世凯称帝时，他毅然组织“护国军”，发动讨袁战争，为打倒“洪宪”帝建立了功勋。孙中山对他作了极高的评价，寄赠他的挽联是：“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把蔡锷与东汉名将班超和马援相比。中国最早的飞行员冯如，号鼎三，广东省恩平县人，188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895年，12岁的冯如告别了双亲，随同在美国旧金山做小生意的舅父赴美国谋生。冯如到美国后，看见美国发达的物质文明，心神向往，深感要使中国由弱变强，非学习制造机器，为祖国的强盛倾心尽力。 　　1901年，冯如转赴纽约做工。他省吃俭用，从微薄的工资里挤出钱来买了许多机械学的书籍，刻苦攻读，短短几年，就先后掌握了三十多种机器的操作、维修等本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东北三省的人民倍受灾难，冯如慨然感叹：“我听说兵器中最利害的莫过于飞机了。誓心身为之倡，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无成，无宁死。”从此便立志投身于中国的航空事业。 　　1906年，技艺精谌的冯如来到旧金山，以“壮国体，换利权”为宗旨，向当地华侨筹集到一千美金资助，准备创办飞机制造公司。1907年9月开始，冯如在助手的帮助下开始试制飞机，次年4月，他设计的第一架飞机终于问世了。冯如在达林可市麦园试飞，不料飞机升至数丈高空时突然坠落，冯如死里逃生，但他毫不动摇，继续试验，决心“飞机不成，誓不返国。” 　　1909年9月21日，26岁的冯如驾驶一架经改进的，机翼、方向舵、螺旋桨、内燃机等大小零件全部由自己制造的莱特式飞机，在奥克兰市上空翱翔了2640英尺，揭开了中国航空史上的第一页，它的航程相当于飞机发明者美国的莱特兄弟1903年首次试飞852英尺的三倍多，令西方世界为之震惊和羡慕。 　　冯如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关心祖国航空事业的人们，在旅美华侨的大力支持下，由冯如任总机械师的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广东机器制造公司，宣告成立。 　　1910年6月，正在海外奔走革命的孙中山先生观看了冯如的试飞表演后，欣然赞叹：“中国大有人在！”在孙中山和众多侨胞的勉励下，冯如又于这年10月，造出一架性能更佳的飞机，并亲自驾驶它，创造了当时航程20英里、时速65英里、高度700多英尺的世界纪录。同年，在国际飞行协会举办的飞行竞赛大会上，冯如荣获优等奖。 　　冯如的名字在欧美广为流传，许多资本家拟出高薪聘任冯如任飞行技术教练，传授专业技术，但都遭到冯如的拒绝，他决心把自己的才智贡献给祖国。1911年3月，冯如一行携带两架自制的飞机和制造飞机的机器抵达香港，请两广总督张鸣岐派了“宝璧”号军舰前来迎接。然而，张鸣岐对同情革命的冯如心怀疑虑，非但不重用，反而严加监视。冯如暗下决心，要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斗争之中。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了，冯如毅然参加广东革命军，被委任为陆军飞机长，担任中国最早的一支革命空军的领导工作。他还设想组织北伐飞机侦察队，后由于所谓“南北统一”而作罢。1912年8月25日，为普及航空技术，唤起社会各界的重视，经广东革命军政府的批准，冯如在广州郊区的燕塘操场再次演试飞机。飞机由燕塘圩口操场凌空升起，飞至高度约120米，飞行5公里后，由于冯如急于上升，用力过猛，两足浮松，不幸从飞机上坠落下来，身受重伤，于当日下午五时左右去世，年仅29岁。 　　冯如临终前，念念不忘他所献身的航空事业，叮嘱其助手们说：“我死以后，你们千万不要因此失去进取之心。” 　　为纪念这位中国最早的飞行专家，广东革命军政府决定：“从优照少将阵亡例”给恤冯如，同时将他安葬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左侧，让这位身怀绝技的爱国科学家陪伴革命党人的英灵。蔡东藩与《二十四史通俗演义》 　　蔡东藩，字椿春，浙江萧山临浦镇人，出生于1887年，20岁前中秀才，清末以优贡生朝考入选，调遣江西省以知县候补，到省不久，因不满官场恶习而称病归里。辛亥革命后，经好友邵希雍介绍，和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发生联系，并开始为会文堂撰写《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916年，他写的《清史通俗演义》出版后，接着撰写了《元史通俗演义》、《明史通俗演义》、《民国通俗演义》、《宋史通俗演义》、《唐史通俗演义》、《五代史通俗演义》、《南北史通俗演义》、《两晋通俗演义》、《前汉通俗演义》，到1926年9月完成最后一部《后汉通俗演义》。 　　蔡东藩这部书，上起秦始皇，一直写到1920年，共写了2100余年的历史，全书1040回，500多万字，均由会文堂书局陆续发行。到1935年，会文堂书局又将该书全部改印，冠以《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的总名称，分装44册发行。 　　这部从秦朝写到民国、系统完整、个人独立完成的历史演义书，的确是气势庞大、前无古人的创举。此书发行后，深为广大读者欢迎，销行量很大，在全国广为风行。 　　1927年，蔡东藩因病回家，病愈后，他曾在临浦小学任语文教师。抗日战争开始后，临浦沦陷，蔡东藩离乡背井，辗转避难。1945年3月，他满怀国恨家仇与世长辞，终年68岁。 　　清末民初，正是国事维艰，风雨飘摇的历史大变革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力图通过通俗演义小说的形式，利用中国历史上救亡图存的事迹，来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作为蔡东藩第一部，也是最具规模、最有影响的历史演义，就是在这种“演义救国”的思潮影响下写成的。 　　蔡东藩继承并发展了中国近代吴研人等关于撰写演义体史书的理论，即把握历史真实，以通俗易懂的笔法表现出来，他担心读者虚实难辨，误虚为实，接受不正确的历史知识，因此，他常在正文或批注中作出简明的批斥，做好交待。在求真的基础上，蔡东藩兼采历史小说“文以载事，即以道情”的特点，做到“悟惟以给”，即通过俗而易懂、生动感人的笔法，再现历史的真实。 　　作为一位强烈的爱国者和热爱民主的知识分子，《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还表达了蔡东藩提倡民主共和、反对专制复辟，痛斥卖国求荣、讴歌五四爱国运动的进步思想。在《民国通俗演义》中，他谴责袁世凯称帝复辟的丑行，热情赞颂《临时约法》，他愤慨北洋政府的卖国求荣，积极支持爱国民主运动。字里行间透出一腔爱国忧民之心，令读者敬佩不已。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虽然对历史上的劳苦大众不乏同情之笔，但由于蔡东藩毕竟是资产阶级文史学家，出于阶级的偏见和时代的局限，他对农民起义或少数民族运动，都有不少颠倒是非、横加诬蔑之词；由于受封建史学正史纪传体和断代史史法的影响，这部著作对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动较少涉及，而过分渲染了帝王将相等统治阶级内部篡窃乱政、王朝递变、社会战乱乃至宫闱秘闻之事。 　　尽管如此，《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无疑是埋头苦干的老教育家、医生、历史学家与演义作家蔡东藩对祖国文化所作的惊人贡献。他本人虽然饱受书商的剥削与冷遇，备尝坎坷，但这部书在中国近代历史知识的传播上，影响深远，起到了正史“廿四史”所不能替代的独特作用。陈独秀与《新青年》杂志《新青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革命报刊之一，它从1915年创办到1926年停刊，历经十年，始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新思想宣传的主要阵地。作为其创办者和主要撰稿人的陈独秀，也因此声誉鹊起，成为近代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 　　陈独秀（1879—1942年），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年曾经留学日本。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自任主编。1917年，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往北京，并得以扩大。李大钊、鲁迅、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沈尹默等先后成为《新青年》的编辑或主要撰稿人，陈独秀仍担任主编，因此早期的《新青年》主要反映了陈独秀当时的认识和观点。 　　《新青年》创刊伊始就揭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起猛攻。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伦理民主和用科学与理性制定事物的主张，号召青年人“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成为《新青年》上第一篇纲领性文章。他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和科学，这是陈独秀的一大贡献。 　　《新青年》创刊前后，腐朽的封建文学和僵化的文言文仍然统治着中国文学界，严重阻碍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自1917年2月起，《新青年》又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从而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篇文章成为文学革命的真正宣言书，此后，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相继响应，而鲁迅则更以其文学创作表现了文学革命的最高成就。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它倡导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和“写实文学”，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青年》对封建势力狂风暴雨般的攻击，震击了整个思想界和舆论界，引起封建卫道士们的极端仇视。新旧思潮的大激战猛烈地展开了。1919年1月，《新青年》6卷1号发表了陈独秀执笔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义正辞严地回答了整个封建势力的非难，对《新青年》创刊以来的宣传作了一个实际上的总结。 　　新文化运动从《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起，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该刊编辑部为中心的统一战线。1919年1月，《新青年》成立编辑委员会，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组成，实行轮流编辑制。李大钊利用他负责6卷5号编辑的机会编成了“马克思研究专号”。从此，《新青年》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1919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7卷1号发表《本志宣言》，继承了过去《新青年》的民主主义精神，又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办刊方向。1920年9月，《新青年》从8卷1号起，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陈独秀在这一号上发表《谈政治》一文，从此开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作为反封建专制斗争的主将和急先锋，陈独秀凭借《新青年》向封建壁垒发起了猛烈冲击，在新文化运动的史册上，功不可没；在革命知识分子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同李大钊一起被誉为“南陈北李”，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界的领袖和党的创始人之一。《新青年》哺育了整整一代青年，陈独秀也因此而名垂青史。护法战争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分为直系、皖系两大派。皖系以安徽合肥人段祺瑞为头子，控制着北方各省和安徽、浙江、福建等省。直系以直隶河间人冯国璋为头子（冯死后是曹锟、吴佩孚），控制着直隶和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江西、江苏等省。稍后，以奉天人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军阀也发展成为一大派系，控制了东北三省。此外，还有像阎锡山、张勋、唐继尧、陆荣迁等地方小军阀。当时，全国除南方六省外，几乎都直接处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 　　段祺瑞虽然没能达到使黎元洪“代行”总统的目的，他自己则以内阁总理的身份控制了北京的军政大权。段祺瑞成为中国社会的最高主宰者。皖系军阀的统治，实际上是袁世凯统治的继续。 　　帝国主义各国为了各自在华的利益，分别支持某一派系。英美帝国主义扶植直系军阀和同直系接近的南方军阀；日本帝国主义则扶植控制皖系军阀和奉系军阀。从此，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军阀混战，战火不息，人民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917年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中国在是否参战问题上发生了一场所谓的“府院之争”。（“府”，是指黎元洪的总统府；“院”，是指段祺瑞的国务院），闹得不可开交。由此还演出了一场张勋拥清废帝复辟的丑剧。 　　1917年6月，张勋以十三省“盟主”的身份，利用调停“府院之争”的名义，带领5000名“辫子兵”由徐州北上，随之进入北京，通令黎元洪辞职。黎元洪辞职后，张勋等人经过一番策划，在7月1日这天，拥13岁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复位，复辟丑剧正式开始。霎时间，整个北京乌烟瘴气，满清的遗老、遗少又重见天日，一个个登台进行表演。就在这时，段祺瑞乘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复辟之机，带兵进入北京。刚一交战，张勋的“辫子兵”便溃不成军。张勋战败后逃入荷兰使馆。7月12日，溥仪再次宣布退位。仅12天的复辟丑剧就此收场，复辟分子纷纷作鸟兽散。段祺就此控制了中央政权。 　　张勋拥清废帝复辟的丑剧刚一上演，便激怒了正在上海的孙中山，他立即偕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等人乘“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准备在南方组织武力讨伐。还没到广州，复辟丑剧便告结束。接着便传来段祺瑞成立临时参议院，抛弃《临时约法》取消国会的消息。孙中山立即给段祺瑞打电报，要求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段祺瑞却不理睬孙中山的要求，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居，说以前的民国已经被推翻了，初解散的旧国会已不能再召集，《临时约法》也早已无效。 　　看到段祺瑞一意孤行，孙中山怒不可遏。要知道《临时约法》和国会是民国的象征，废弃约法和国会，就是对民国的背叛，就是对辛亥革命光辉业绩的否定，这是孙中山绝不容许的。孙中山一到广州，连夜便发表演说。接着他深有感触地说：“中国搞了六年共和，人民却没有得到共和的好处。这不是共和不好，而是掌握的人不好，是他们打着共和的旗号，实行真正的专制造成的。我们现在维护约法，恢复国会，就是为了打倒假共和，实行真共和。” 　　孙中山的护法号召，首选得到海军的积极响应。7月12日，前北京政府海军部长程壁光发表了拥护护法的宣言，宣告海军独立，随后率海军第一舰队开赴广东。这时候，150多国会议员也从北京南下到了广州参加护法运动。因为不足法定人数，孙中山就采用了“非常国会”的名称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大纲规定：军政府的目的是“勘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和陆荣廷为元帅，成立军政府，与北京段祺瑞政府相对立。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表示要尽力攘除段祺瑞等民国叛逆，恢复《临时约法》，随后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北上讨伐段祺瑞，北伐军迅速组成。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的护法战争就此爆发。 　　陆荣廷和唐继尧作为独霸一方的军阀，早就对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限制他们的扩张，大权独揽的行为极为不满。那个时候南方军阀和北方军阀早已对立。现在，孙中山发起护法战争，他们响应参加，目的只是为了保住和扩大自己的地盘，便于和段祺瑞讨价还价。孙中山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一再向他们让步，加上段祺瑞那头剑拔弩张威胁以武力解决，陆荣廷和唐继尧才决定参加护法战争，但极为勉强。 　　段祺瑞听得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的消息后，立即下令通缉他，并打算立即派军队从湖南方面向两广进攻。但是长江中下游各省是冯国璋直系军阀的势力范围。北洋军由湖南向南打，势必会扩大直系的地盘。直系很可能会和南方军阀联合起来对付皖系，段祺瑞为此左右为难。最后，他决定派他的亲信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带领军队到长沙把原来的省长兼督军谭延本来就倾向桂系军阀陆荣廷，这时他立即向陆荣廷、唐继尧通电，请求派军援助，自己也化装出了湖南。湖南地方势力首领林修梅、刘建藩顺势宣布“自主”，但是他们的军队力量不强。 　　陆荣廷看到湖南力量无法抵抗北洋军的进攻，他一改开始时的被动态度，紧急召开南宁会议。提出恢复国会、迎接黎元洪再当总统、罢免段祺瑞、撤回傅良佐等四项主张，推举广西督军谭浩明为护法军总司令，誓师增援湖南。孙中山很高兴，立即组织湘、粤、桂护法联军，抵抗北洋军。 　　不料，北洋军内部却起了内讧。直系的王汝贤、范国璋两个师不愿为段祺瑞出力，作战非常消极。在衡阳、宝庆等地和护法军打了几个小仗后，王汝贤、范国璋便发表通电，说他们不愿打内战，主张“和平解决”。段祺瑞派去的湖南督军傅良佐见势不妙，抽身逃走了。这时湖南人民也自动联合起来驱赶北洋军，护法军乘势向北推进。护法战争旗开得胜。 　　湖南失败的消息传来，段祺瑞又急又气。不得不“引咎”辞职，暗地里却鼓动部下反对冯国璋，冯国璋接受了段祺瑞的辞呈，任命倾向直系的王士珍为总理，组成新内阁。这时桂系军阀分别控制了湘川两省后，私利有所满足，便与直系军阀实行妥协，他们不顾孙中山的反对，通电主和。次年2月中旬，他们又与北京政府达成协议，停战两周，使北洋军阀获得喘息的机会。 　　1918年3月，由段祺瑞主持着，制造了一个新的“国会”。冯国璋被迫辞职。接着，段系国会选出了清朝老官僚徐世昌为总统，实权则一直在段祺瑞手里。 　　与此同时，直系为避免孤立，早就和南方军阀勾搭起来，亲如兄弟。南方军阀从此不提讨伐之事。不仅如此，他们还伙同一批政客分裂护法军政府，排斥孙中山。他们不但不实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且还有意排挤孙中山的势力，不让孙中山掌握武装。拥护孙中山的海军总长程璧光在广州被暗杀，孙中山直属的警卫部队官兵也常常被人暗中捕杀。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的经费、兵员都遇到困难，军政府大权完全操在掌握军队的陆荣廷和唐继尧手里。1918年5月，陆荣廷、唐继尧操纵的非常国会作出决定，准备取消大元帅一长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并由老官僚岑春煊担任主席总裁，只让孙中山当七总裁之一。孙中山痛切地认识到依靠军阀是不可能达到护法的目的，于是便于5月4日愤而辞职。他在辞职通电中说：“我国最大的祸害是军阀们争权夺利，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没有什么差别。” 　　辞职后的孙中山很快便离开广州，到了上海。孙中山一离广州，南北军阀便进行了和平谈判。护法运动在南北军阀的破坏下失败了。中国政局仍然在各派军阀的纷争中动荡不安。 　　护法运动是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反对专制主义斗争的继续，具有积极意义。但它仅仅是为了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而所依靠的又是没有护法诚意的西南军阀，和毫无群众基础并为政学系所控制的国会，使护法运动限于少数势力范围之内。因此，其最终失败是必然的。中国现代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始自1919年“五四”运动。五四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成为运动的领导骨干，工人运动成为运动的主力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革命先驱先后在各地创立共产主义小组，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开辟了新纪元。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确定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实现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大革命运动。孙中山去世后，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叛变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蔓延，大革命惨遭失败。在这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中央于1927年召开了“八·七会议”，及时纠正了错误，并决定开展土地革命。 　　为挽救革命失败，把中国革命推进新的阶段，周恩来、贺龙、朱德等人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同年10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开创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红军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军事围剿，各地根据地和红军不断扩大。但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红军损失惨重被迫放弃南方根据地，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同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与国民党协议，红军和南方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一系列的胜利。我军积极配合国民党部队正面战场，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力量不断壮大。 　　八年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不久，蒋介石倒行逆施，发动了全面内战。经过三年浴血奋战，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解放南京后，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在中国的结束，蒋介石退逃台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基本结束，结束了百余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五四爱国运动早在19世纪，德国侵略者就用武力强占了中国的胶州湾，后来又逼迫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使山东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益，1915年又向北京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几乎全被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吞食中国的野心越来越强。 　　1918年11月间欧战结束了。巴黎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国会演说，提出一切殖民地的处置，应顾全各殖民地居民的利益，而且大小国家都要互相保证政治自由和领土完整。这样，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就有权收回被德国占领的土地，因而对巴黎和会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日本代表在会上却提出极其荒谬的无理要求：欧战结束前，德国在胶州、青岛的特权，包括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一切动产和不动产以及筑路开矿权，均将无条件归日本所有。 　　日本之所以能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是因段祺瑞上台后，仍充当日本走狗。1918年9月派驻日公使章宗祥和日本政府交换了“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使得日本在山东占有的权利超越了德国。在和会上，日本代表就是以“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为借口，提出的无理要求。巴黎和会本是列强战胜的分赃会，竟同意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而段祺瑞的代表陆征祥也准备签字认帐。这一卖国行径很快被留日学生披露，通电全国。 　　消息传到国内，举国震惊。郁积在人民心中的愤怒已不能容忍。4月下旬，北京天津街头出现了欧美归国留学生组织的社会服务团，公开发起“废除军阀”、“打倒列强”等救国宣传运动。 　　5月2日，济南3000名工人集聚在北岗子举行讲演会，要求收回青岛。5月3日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开会，决定在5月7日召开国民大会，通电全国各地各界共同行动，阻止北京政府代表签约。 　　5月3日晚，北京大学法科礼堂挤满了学生，除北大全体学生外，还有北京高师等校学生。北大学生代表邓中夏站到讲台上说：“同学们，不能再等待，段祺瑞政府是个卖国政府，只会讨好日本主子。我们明天下午1点各校到天安门前集合，举行学界大示威，直接唤起民众，制止签约！” 　　1919年5月4日下午1点，北京大学高师等13所大专院校3000多名爱国学生汇集到天安门城楼下，像潮水般地涌向外国使馆区东郊民巷，他们高呼：“还我山东！”、“保我主权！”、“外拿国权，内惩国贼”、“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等，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当游行队伍被使馆区的警察拦阻时，学生立即转向赵家楼找曹汝霖算帐。赵家楼曹公馆挤满了人，“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怒吼声震天动地。正巧，曹汝霖和章宗祥两人刚从总统府饮宴回来不久。二贼吓得面无人色，体似筛糠，二贼战战兢兢地溜到后院大墙下，企图越墙逃走。曹汝霖在四个仆人的帮助下越墙逃走，章宗祥不敢翻墙，正急得团团转时，被冲进来的学生发现，一把揪住，痛打起来，打得章宗祥跪地求饶。 　　学生痛打了章宗祥，但没有抓住曹汝霖，心头怒火难平，放火把曹汝霖家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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