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两代的统治者都是先从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发展起来，最后入主中原的。他们原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平都落后于汉族，因此，统治手段较为落后，为了巩固和加强对中原的统治和管理，他们不得不学习汉族的统治方法，接受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此，金、元两朝都扶持宗教以便控制民众，而处于战乱之中的人们也需要宗教信仰帮助自己得以解脱。金、元之际的道教就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得到了发展。因为宋代推崇道教，宋徽宗甚至自号“道君皇帝”，并因此导致了诸多弊端，朝野和民众对道教产生了不信任感；故南方天师道（正一教）在南宋及金、元时期发展趋于停滞。而在金元控制的北方，因为上述等诸多原因而发展形成了三个道教新派别：全真教、大道教、太一教，其中以全真教最为兴盛。 　　全真教的创始人为金代著名的道士王重阳（公元1112—1170年），他在山东传有七大弟子：邱处机、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尤以邱处机影响最大。 　　邱处机（公元1148—1227年），元代著名道士，号长春真人。他二十岁时拜王重阳为师，苦修多年，声名满天下，南宋、金、蒙古三国皇帝都争相结交他。 　　蒙古伐金后，北方地区战乱频繁，幸存的人们更多地依附全真教寻求寄托；邱处机掌教时“全真教徒满天下”，成为各种势力都想拉拢和利用的对象。“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西征中，专门派人到山东邀请邱处机。 　　在成吉思汗的不断诏请下，已七十三岁的邱处机于公元1221年二月从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出发，先奔东北，至呼伦湖；然后向西横穿蒙古高原，翻越阿尔泰山，再沿天山北路西行渡过阿姆河，于1222年四月到达大雪山成吉思汗行营。行程历时一年零两个月；如从莱州动身算起，则途中历时四年。 　　成吉思汗视邱处机为神仙，让他住在自己帐篷旁边的帐篷中，并特许他见面不用跪拜。邱处机以七十多的高龄，远行万里来见成吉思汗，主要的目的之一是想劝导蒙古军队不要乱杀人，“拯亿兆于沧海横流之下”。他讲道三次，并多次劝说成吉思汗：统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治国之方，以敬天爱民为本；长生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成吉思汗虽然觉得他说得有些道理，但自认为难以做到。 　　公元1223年二月，邱处机启程东返，于第二年二月到达燕京（今北京）。成吉思汗虽然没有听从邱处机的劝告，但允准全真教人可以免除赋税，并任命邱处机总管天下道教，企图利用他在广大教徒中的威望来发展和加强自己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全真教的祖师王重阳规定：本门弟子不得做官，永远安居于民间。邱处机根据当时的天下大势，改变了这一教条，主动与统治者合作，改革全真道教，得到了朝野的普遍支持，使全真派一时发展达到兴盛空前的境地。 　　邱处机还是个了不起的诗人，他西游其间写了不少诗篇，诗作反映了成吉思汗征西域的“后果”。木华黎经略中原在大蒙古国的开国功臣中，木华黎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一起号称“四杰”。他是大蒙古国的杰出统帅和谋臣。是能给成吉思汗以重大影响的少数几个人物之一。在大蒙古国发展到元王朝的历史进程中，木华黎经略中原是重要的一步。 　　1217年8月，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赐誓券、黄金印。这里黄金印上面刻的“太行以北，腾朕自经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又把九游白旗交付给他，并对诸将说：“木华黎树起这面旗帜，发号施令，如同我亲临一般。” 　　当成吉思汗西征时，木华黎就全力经略中原。成吉思汗西征带走了蒙古军的主力，木华黎分得的蒙古军仅13万骑，此外有契丹人、女真人和汉人组成的军队约77万人。由于战事的需要，木华黎从蒙古军中抽出一部分人，加上汪古等部的军队，另行编组了探马赤军，充当前锋，当木华黎受命为国王时，他麾下的军队共约10万余人，控制着燕京、西京（今大同）及其以北地方。 　　木华黎受命以后，当即在燕京、西京设置行省，向这两个地方以南的河北、山东、山西各地发动进攻。到1221年夏，他的军队已经攻下黄河以北的绝大部分地方。这年秋冬之际，他开始部署进兵秦陇。1222年10月，进占河中（治所河东，今属山西永济），建河东南北路陕右关西行台。接着，渡河攻下蒲城，一军进击长安，又一军进击凤翔，但未能成功。1223年3月，木华黎渡河东返至闻喜县（今属山西），病重而亡。临死前，他对弟带孙说：“我协助国家建树大业，东征西讨达40年，没有什么遗恨，只是恨汴京还没有攻下！”他死后，他的儿子李鲁袭为国王，继承他的未竟事业。 　　木华黎虽然没有攻克汴京，灭亡金国，但是他已为蒙古统治中原打下了基础。他在1217年以后的军事行动中改变屠杀抢掠和占而复撤的做法，力图长期占领和统治中原地区。为此，他注意召民耕种，恢复农业生产，并大力收附汉族地主武装势力。 　　蒙古开始伐金以后，铁骑所到之处，杀掠十分严重，撤军时，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统统席卷一空，“屋庐焚毁，城郭丘墟”。败逃的金兵也大肆抢掠，残害百姓。兵荒马乱之际，盗贼蜂起，又不断骚扰地方。这样，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处于“荡然无统”的局面之下。现在，木华黎再次挥师南下，虽然难免还有杀掠，但变化也是明显的。如1218年9月蒙古军攻下太原，“不嗜戕杀，恣民耕稼”，镇守在这里的将领，修葺城市，让市肆照常进行。1220年，汉族大将史天倪进言：“如今中原一带地方大致攻下了，但我们的军队经过一个地方还要抢掠，这不符合‘王者吊民伐罪’的意思。国王要为天下除暴，不能继续这样做了。”木华黎听从了这个意见，下令禁止掳掠，凡掳获的老人幼童，都遣返乡里，“敢有剽虏者，以军法从事。”从此，他的麾下建立了禁止剽掠的新纪律，“军中肃然，吏民大悦”。 　　蒙古攻金以后，特别是1214年金迁都南京（汴京，今开封）以后，黄河以北地区，金不能有效地控制，蒙古也未牢固占据。在混乱之际，留守的金朝官将或地方豪强纷纷成为各占一方的武装割据势力。木华黎原来在长城以北就收附了一批契丹、女真、汉人的地方武装首领，其中史天倪、石天应等成了自己得力的部将。木华黎再次挥师南下时，就更加注意各地汉族的武装势力。他手中的10万军队只能驻在战略要地和用于大的战役行动，不能分散到广袤几千里的战线上去，他缺乏为了建立长久的统治而必需的大量的治理人才。于是采取了“招集豪杰，勘定未下城邑”的做法。凡是归降的汉族地主武装首领，一概让他们依旧管辖原有的地盘。如是金方官将，或者维持原职，或者授以更高职位，如是平民，按势力大小授以新职。在蒙强金弱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汉人地主武装首领归向木华黎。其中，如燕南张柔、山东严实等人的归附都对大局有重大影响。 　　在木华黎的进攻下，金的州县机构普遍瓦解。1218年平阳（治所临汾，今属山西）失守后，金在黄河以北不能再置统一的军政机构。金廷也采取向地方官将和豪强授以高衔，支持他们“统众守士”、“各保一方”和恢复失地的政策。1220年2月，金帝进一步封九个地方首领为公，“九公”都兼宣抚使，并明确诏示：除已划定所管州县外，如能收复邻近州县，也令管属。但是这些受金册封的“公”实力有限，互相又不统摄，所以在同蒙古方面周旋一阵以后，不是向蒙古投降，就是被蒙古执杀，或者逃奔河南，或者退守一隅，最后还是不免被消灭的命运。“九公”之中，武仙最为强盛。武仙所据的真定一带是蒙金双方反复争夺的地方。1220年8月武仙以真定降于蒙古，但1225年又投向金国，在蒙古军队讨伐下，只好逃奔汴京。 　　木华黎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汉族地主比较愿意接受的政策使一大批汉族地主武装势力倒向了自己，并逐渐消灭了投靠金方的地主武装。在他死后，他的这些做法也为他的后继者所承袭。这样，蒙古对中原地区的占领就开始稳定下来了，蒙古贵族与汉族地主对中原地区的联合统治也开始建立起来了。“治天下匠”耶律楚材西汉的陆贾说过，可以骑着马打天下，却不能骑着马治天下。蒙古人进入到中原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他们是靠放牧为生的，而现在来到了以耕种为生的中原；原来他们还处在奴隶社会，现在却来到了封建社会。他们是怎样来治理好天下的呢？功劳应该归“治天下匠”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是契丹人，但是他精通汉族文化，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死了，是他母亲把他抚养、教育成人的。他从小就读了很多书，掌握了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医学以及三教九流等许多方面的知识，成为一个博学的人。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攻下中都，听说耶律楚才很有才能，就下令召见他。成吉思汗见他长得很高大，留着漂亮的长胡子，就叫他“吾图撒合里”（蒙古语长胡子的意思），把他留在身边办事。 　　耶律楚材得到了成吉思汗的信任后，就劝他用儒教来治理国家，但成吉思汗光顾着打仗，没有听取他的意见，这时一个善于造弓的能匠常八斤非常嫉妒他，就对成吉思汗说：“现在正在打仗，像耶律楚材这样的读书人有什么用呢？”耶律楚材说：“造弓还要造弓匠呢，治理天下难道不要‘治天下匠’吗？”成吉思汗觉得很有道理，就更加信任他了。后来他对窝阔台说：“这个长胡子是上天赐给我家的，以后你要把国家大事交给他去治理。” 　　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即位当了大汗。耶律楚材就按中原王朝的统治，定了一个礼仪制度，要求皇族的人和大臣们见了皇帝都要下拜。这样，皇帝才是个皇帝的样子，大臣才像个大臣的样子。 　　蒙古进入中原以后，很多人还想用过去的老办法来统治。有个叫别迭的大臣说：“汉人对我们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不如把他们统统赶走杀光，让田地长起绿草，好让我们去放牧。”耶律楚材却对窝阔台说：“这样广大富饶的地方，怎么说没有什么用呢？大汗您不是要攻打金国吗？如果您让我来征收这里的赋税，我一定能满足您的需要。”窝阔台说：“好吧，我让你试一试。”耶律楚材立刻定下了中原的地税、商税和盐、铁、酒、土产等税，并在燕京设立了十路征收课税使。为了防止和民政分开，设长吏专门管理老百姓，设万亡府专门管理军政，设课税所专门管理征收赋税，第二年，耶律楚材就征收了白银50万两，绢8万匹，粟40万石。他把征收的簿籍交给窝阔台，窝阔台看了非常高兴，说：“你的本事真大，整天在我身边，却能使国家的财物那么充足。”并马上按照耶律楚材的建议，设立了中书省，任命他为中书令（宰相）让他管理黄河以北的政事。 　　耶律楚材还特别注意保存人口。过去蒙古人在打仗时曾规定，凡是对方抵抗的，那么，攻占城镇后，就要把敌人全部杀死，不管男女老幼。这叫做屠城，这种屠城政策杀害了许多老百姓，激起人民强烈反抗。公元1233年，大将速不台带兵攻打金朝首都汴京（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攻了很久也没有攻下，而且死了许多人。速不台非常生气，说：“待我攻下汴京后，我要把城里的人一律杀光！”耶律楚材听到后，连忙对窝阔台说：“将士打仗，就是要得到土地和人民，如果把老百姓都杀了，得到土地，没有人耕种，又有什么用呢？”窝阔台觉得很有道理，就下命令给速不台：“除了金朝皇族以外，其他的人一律不许杀。”这样，使当时在汴京城避难的147万老百姓保全了性命。在耶律楚材的建议下，派遣使匠邀请孔子51代子孙孔元措赴蒙，封其为衍圣公，建孔庙，蒙古国始兴儒学。 　　由于成吉思汗没有制定一部完整的法律。“札撒黑”只是一部习惯法，而且只适用于草原。来到中原后，情况越来越复杂，犯罪的人也很多，社会秩序也越来越不安定了。耶律楚材就制定了一个临时法律，叫做《便宜十八事》，专门惩罚那些贪官、流氓、强盗等坏人，使社会秩序逐渐安定下来。 　　成吉思汗曾分封他的弟弟和儿子们到各地为王。窝阔台攻下金国后，也想把土地分封给诸王和功臣，耶律楚材反对这样做，他认为这样做，把权力交给了各个功臣，就会削弱大汗的权力，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统治，不如多分一点金帛给他们，不让他们自己收税。于是就定下了“五户丝”制度，让老百姓每五户多交纳一斤丝，分给有贵封的贵族，而把征税的权利收归中央。 　　耶律楚材还常常劝说窝阔台接受儒教，按照孔子和孟子的方法来治理国家。于是，窝阔台就让他选拔儒生担任各级官员，并让他请有名的儒士来给皇太子和大臣的子孙们讲解儒教的经义。可是有一次，有两个做官的儒生犯了罪，窝阔台就责备耶律楚材，说儒生也犯了罪，可见孔孟之道也不好。耶律楚材说：“三纲五常是圣人的教导，要治理国家就得遵循它，就像天上有太阳和月亮一样。不能因为一两个人有了过错，就放弃孔孟之道吧？”一席话说得窝阔台口服心服，不禁微笑着点了点头。 　　可是后来，窝阔台想增加收入，不愿减轻人民的负担，就开始不听耶律楚材的建设了。耶律材力争而未达目的，但他坚持为民请命。公元1241年，窝阔台去世，皇后乃马真监国，不再重用耶律楚材了，公元1244年，被罢官的耶律楚材，忧伤而死，享年55岁。耶律楚材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劳，把他安葬在玉泉山麓，专门为他修建了祭祠，并塑石像。到现在还保存在北京颐和园里呢。大理风波蒙古消灭金国后它的主要敌人便是南宋，蒙哥汗派四弟忽必烈驻守漠南，伺机与南宋开战。忽必烈大肆操兵演练，准备在边境挑衅寻事，南宋也察觉出情况有点不对头，时刻提防，局势明显紧张起来。 　　打开地图，蒙哥汗觉得要想征服南宋，最好的办法就是北方和南方同时夹击，然而要想这样做必须首先征服地理位置优越的大理国。 　　大理国始建于唐代宗末年，都城在今云南大理县，是个少数民族国家，国土面积只有今云南省和四川西南部大。 　　忽必烈率领他的军队从甘肃进入西藏，分兵三路闪电般扑向大理。告急文书接二连三传到大理皇帝段兴智手中，吓得他浑身发抖，不知该怎么办好。 　　段兴智是个不中用的皇帝，他没有主见，朝中政权没有掌握在他的手里，被高祥和高和兄弟俩掌握着，他急忙找这两人商量对策。高氏兄弟不以为然，说：“皇爷你怕什么，蒙古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你不必担心什么，一切交给我们了。” 　　段兴智没有多少信心，只好按他俩的吩咐去做。 　　忽必烈大军到达金沙江，派了三位使者去大理劝降，结果竟被高氏兄弟杀害，忽必烈没等到消息，知道出事了。公元1253年农历十二月忽必烈以下山猛虎之势带兵扑到大理都城下。高祥也不含糊，自任军帅，派弟弟高和迎战忽必烈，他以为凭借天时地利很快就能打退远道而来的蒙古人。没曾想蒙古人勇悍无比，根本抵挡不住，仅仅半天功夫高和被斩，都城被打得摇摇欲坠，大理兵退潮似的败下来。 　　“攻城！”忽必烈一声令下，蒙古军如蚂蚁一样涌向城墙，搅起尘土漫天飞扬。高祥见兄弟死了，城池危在旦夕，他抱着脑袋乘着混乱，惊惶失措的逃往姚州。刚到姚州蒙古追兵就到了，高祥吓得连夜逃离姚州，拼命往东跑。最后在离姚州200里的一个小树林被抓住。高祥押回大理的第二天遭酷刑而死。 　　皇帝段兴智也逃走了，他化装成普通老百姓，混出城去，直跑到善阐，即今昆明，方才停下来，忽必烈得到消息马上派兀良合台带兵去攻打善阐城要他活捉段兴智。兀良合台只用了两天的功夫就攻破了善阐城，并且全城戒严，挨家挨户搜，四处捉拿段兴智。终于在一个山洞里把段兴智给揪了出来。忽必烈令兀良合台押送段兴智到蒙古和林，交给蒙哥汗处理，段兴智在和林狱中写下降书顺表，上呈蒙哥汗，至此大理国被蒙古征服了。 　　蒙哥汗经过认真思考，觉得杀了段兴智也没什么用，不如放他回去，协助四弟管理大理，仍让他在大理当皇帝。蒙古大汗的这一做法出乎段兴智的意料，他真是感恩戴德啊。 　　大理国少数民族居多，有些部族不听皇帝停止抵抗的命令，英勇地与蒙古军斗争。忽必烈只好四处征战，由兀良合台做先锋，攻城略地，整整用了两年的时间才算稳定了局势。 　　忽必烈这个人非同一般，足智多谋，是拖雷的儿子中最有心计的，他武功高强，喜好读书，深知治国之理，进入大理后没有杀一人，出榜安民，严明军纪，极受百姓拥护，他在大理顺利的站住脚。由于忽必烈太出众了，树大招风，使蒙哥汗十分不安。他疑心忽必烈有谋反之心，派亲王阿兰答儿一干人审查忽必烈在关中的文武官员，甚至动用了酷刑。忽必烈得知后，听从谋臣姚枢的建议急忙从大理赶回和林，把妻儿留下，孤身重返大理，以示诚心。蒙哥汗便不好再说什么了。 　　这年冬天，蒙哥汗正准备亲征南宋，度漠而南，到了河西，便写信召忽必烈前来，说道：“大理平靖，兴兵伐宋时机已到，弟速归。本汗准备挥麾南下，进攻中原，与赵室共寝。” 　　忽必烈接到信只身来到河西，兄弟相见，放声大哭，相互拥抱。忽必烈想解释一番，蒙哥河深情地说：“兄弟，别说了，我知道你的心”。自此，冰消雪融，兄弟间复好如初。征服南宋，已成了他们的共识。蒙哥汗台州遇飞矢平定大理国后，蒙古积极准备攻打南宋，令蒙哥汗苦恼的是首都和林离中原太远，不利于指挥。忽必烈建议他迁都，并替他在醒州滦水的卧龙山，即今内蒙多伦县北方一带，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宫殿。蒙哥汗巡视后极为满意。这里不仅气候宜人，而且山水如画，不久就正式成为新都。 　　有一次，蒙哥汗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商议怎样伐宋。之后，蒙哥汗制定了三条路线：第一路是由兀良合台将军率留在大理的蒙古军自南向北打；第二路由塔察儿将军带领5万骑兵东下直抵江淮；蒙哥汗率第三路军转过关中，杀进四川，顺江与第二路军和兀良合台于襄阳城至长沙一线会师，再攻捣南宋京城临安。 　　蒙哥汗指挥第三路军经六盘山、大散关等地打进了四川，关中的蒙古将领纽林等人在他到来之前基本把障碍扫清了，所以第三路军入川很顺利，很快便打到合州城下。合州守军王坚治军严谨，布兵有方。一次次地击退蒙古人的攻击。纽林只好向蒙哥汗报告道：“大汗，南宋合州守将叫王坚，此人很不简单，善于用兵，武功也很过硬，我们的先头部队被他打得损失惨重。”“有这样的事！”蒙哥汗吃了一惊，他知道部将从不谎报军情，便指挥人马扑向合州。 　　蒙军如浪，气势惊天动地，合州将军王坚却毫无惧色，仍仔细观察着。 　　“攻城！”蒙哥汗下令攻打城池。千万军兵顿时呐喊着涌向合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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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年，忽必烈下诏赦免京师囚犯。西域人匿赞马丁是先帝的大臣，为怨家所告入狱，这次也赦免了。匿赞马丁的怨家向皇帝申斥。廉希宪得知后，立即在中书省签置释放匿赞马丁的书上补签了自己的名字。因释放匿赞马丁时他正在家休假，不知此事，他不想借这个理由逃避此事。果然，忽必烈责问是谁做主释放匿赞马丁，廉希宪说：“这是陛下诏书上说的。”忽必烈生气地说：“诏书上说释放囚犯，有诏书说释放匿赞马丁吗？”廉希宪回答：“不释放匿赞马丁，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诏书。”忽必烈果然大怒：“你们号称读书之人，碰到事情竟然这样，应该定个什么罪？”廉希宪不加思索地说：“我们身为宰相，有罪应该罢退。”忽必烈见一点台阶也没有，很不高兴地说：“就按你说的办吧！”于是把他和左丞相耶律铸一同罢退了。 　　过了几天，忽必烈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问侍臣：“希宪在家做什么？”侍臣说：“读书。”忽必烈沉着脸说：“读书当然是我要求的，但是读书而不能用，多读有什么用处？”奸臣阿合马见状，赶忙趁机进谗：“廉希宪天天在家同妻子设宴寻欢。”“胡说！希宪没有钱，用什么设宴？”忽必烈脸色更加难看。 　　1274年，忽必烈起用廉希宪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并派他去东北镇守辽东。有一次，大公主同国婿去京师，途经辽阳，以郊外射猎，践踏庄稼，侵扰百姓。廉希宪当面向国婿讲道理，并说要向皇帝奏明。国婿害怕，来求公主，公主设宴来求希宪，并表示愿拿出一万五千贯钱偿还百姓，请求不要上奏朝廷。从这以后，诸王贵族经过辽阳，再不敢放纵害民了。 　　1275年，忽必烈把廉希宪从东北召回，命他坐镇荆南行省，配合南征灭宋，廉希宪带病冒着暑热疾驱南下，到江陵，右丞上将阿里海牙率部到郊外迎接，望着来人掀起的尘土下拜，使荆州人士大为惊骇。 　　廉希宪来到江陵，马上下令，禁止元军抢掠居民财产，开展贸易，兴利除弊，地方秩序很快安定下来。廉希宪按忽必烈的要求施行儒家的“仁政”颁发了一些命令。接着又大兴办学，在廉希宪看来，“办学讲经是不可延缓的”，所以他选教官，置经书。在学校成立的第天，廉希宪亲自到学校讲课，勉励学习生员。 　　由于廉希宪施行仁政，荆州西南地区宋境的苗族聚居区，很多头人都越境来归顺。忽必烈得知后说：“先朝非用兵而不可得的地方，现在希宪能令千百里外居民越境纳士，他的仁政感化力量真大啊！”襄樊大战灭南宋忽必烈继承汗位以后，先后打败了阿里不哥，平定了李叛乱。随后，他又重新开始了灭亡南宋，准备完成统一全中国大业。 　　那时，南宋四川守将刘整投降了蒙古。刘整是南宋名将，有勇有谋，作战勇敢，打了很多胜仗。当时，南宋的宰相是大奸臣贾似道，他把持朝政，只顾吃喝玩乐，根本不把抗击蒙古的事儿放在心上。不但如此，他还打击朝中主张抗击蒙古的大臣，把抗击蒙古的名将向士璧、曹世雄害死了。刘整眼看着自己的性命也将不保，就带着部下投降了蒙古。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刘整献出了一条灭亡南宋的妙计：襄阳是南宋的门户，先攻襄阳，打开大门，然后顺着汉水进入长江，往下直捣南宋京城临安。忽必烈非常高兴，就采纳了刘整的计策。 　　襄樊是襄阳和樊城的合称。襄阳在汉水南边，守将是吕文焕；樊城在汉水北边，由范天顺把守，襄樊城里粮食充足，兵多将广，城墙也十分坚固，易守难功，而且两城之间有浮桥连着。公元1268年，忽必烈派阿术为主帅，刘整为副帅，进攻襄樊。阿术和刘整将襄樊团团围住，并在江边修筑堡垒，在河中钉上木桩，拉上铁链，想把南宋军队困在城里。第二年，忽必烈又派史天泽和驸马忽刺也来攻打襄樊。史天泽到后，又加强了包围，并对襄樊城发动了猛攻，但是没有打下来。一到雨季，汉水涨水，襄樊周围到处都是水，蒙古不得不停止进攻，这样打打停停，一直打了5年。 　　公元1271年，非常生气又派四川的军队来进攻襄樊。这时，两城已经被围了5年，城里的盐、布、粮食等都用完了。南宋派范文虎去救援，可是他贪生怕死，根本就不敢去。1272年，驻扎里郢州（现在的湖北省钟祥县）的南宋名将李庭芝，他听说有条清水河，直通汉水，可到达襄阳，便命令修造了100艘小船，装满粮食、盐等东西，派士兵将领张顺、张贵去支援襄阳，张顺的绰号叫“竹园张”，张贵的绰号叫“矮张”他们俩都很有本事，他们马上答应了这件事。 　　一天夜晚，张顺、张贵带着100艘小船，向襄阳冲去。元军（当时元朝已经建立，所以叫元军）一点准备也没有，又是到晚上，他们不知道宋军来了多少人，就不敢和宋军交锋。张顺、张贵他们沿途斩断了许多铁链，拔掉了许多木桩，从元军的包围中冲了过去。第二天早上到达襄阳时，却没看见张顺。过了几天，人们看见张顺的尸体浮在江中，身上中了六箭和四处刀伤，手里还握着弓箭，仿佛还要射杀敌人呢。张贵等人的支援，大大增强了襄樊士兵的士气，张贵建议联络郢州宋兵来夹击元军，于是派了两个士兵，潜水将蜡书送了过去。范文虎答应派5000人来夹攻元军，并约了时间，于是在一个夜晚，张贵带着大军从城里杀出，向元军猛攻，可是范文虎不敢打仗，带着兵跑了回来，于是元军就专门进攻张贵，后来张贵负伤，被元军捉住，让阿术给杀害了。 　　忽必烈见襄樊总是攻不下来，就向将领们问计。这时，有一个名叫阿里海牙的将领对忽必烈说：“襄阳和樊城就像牛的两只角一样，它们互相支援，所以老也攻不下来。不如先攻樊城，攻下之后再进攻襄阳，一个一个地消灭。”忽必烈一听很有道理，非常高兴，就马上命令阿术先攻打樊城。阿术集中大军猛攻樊城。这时，元军又运来了威力很大的回回炮，他们用回回炮轰塌了城墙，然后争先恐后地往前冲，可是宋军的箭和飞石，像雨点一般地飞了下来，元军被压得抬不起头。后军将领张弘范急忙带兵冲了上来，可还是没有用，连张弘范都中了一箭。 　　樊城守军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原来襄阳的守军通过浮桥，不断地过来支援。因此，元军在攻打樊城，可还是跟同攻两个城一样。阿术也看了出来，要想打胜仗，就得截断浮桥。于是，就命令士兵向浮桥进攻，烧断了浮桥。这一来，樊城就得不到支援了。元军又向樊城猛攻。最后攻破了城池，主将范天顺自杀了。副将牛富带着最后的100多人，拼命抵抗，后来也投火自杀了。 　　樊城被攻占之后，襄阳就成为一个孤零零的城池了，吕文焕急忙向朝廷告急。朝中大臣们就想叫高达去支援。可是，吕文焕和高达有仇，贾似道不同意。吕文焕听说要派高达来，不要支援，在城里等死了。这时阿术就派刘整来劝吕文焕投降。吕文焕本来就不想守城，就乘势准备投降了。公元1273年2月，吕文焕打开城门，投降了元军，忽必烈马上任命他为襄汉大都督。 　　襄阳、樊城被元军夺取以后，南宋的大门就被打开了。公元1274年，忽必烈命令左丞相颜为统帅，率领20万大军，沿汉水进入长江，水陆并进，沿长江东下，一直扑向南宋京城临安。公元1276年，元军进入临安，到1279年，南宋全部被元军打败了。这样，南宋灭亡，元朝统一了整个中国。从金中都到元大都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边缘，地处平原与山地交界地带：西、北部群山环抱，东南一带古代为大片沼泽，后形成冲击平原。它的西南角接近太行山下，是通向华北平原的门户；北部为燕山余脉，但西北和东北可通过南口及古北口等山谷，通往内蒙古高原和松辽大平原。雄伟险要的地理环境，使之成为天然的军事要地。 　　古称北京为“燕”和“蓟”，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有周武王封召公于燕的记载，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春秋战国时期，蓟城是“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的都城。从秦汉到隋唐，它都是军事重镇，也是汉族和少数民族进行贸易的大都会；虽然地名更改多次，但城市的基本地理位置变动不大。 　　辽化则称北京为“南京”，也称燕京，作为辽国的陪都；但北京真正作为都城，是在金朝。 　　金灭辽之后约三十年，于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正式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迁到北京，改称“中都”。这是北京从军事重镇和贸易中心而成为政治中心的转折点，此后，元、明、清三代均以北京为首都。 　　金中都是在辽南京城的旧址上护建而成的，其位置在今北京城的南部。城平面近似正方形，周长约十五公里，每边各有三座城门。皇帝居住的宫城，位于城内中部偏西南处，呈规整的长方形。金大定十九年（公元1179年）又在城东北郊建立了离宫——大宁宫，其中心部位，在今北海公园琼华岛和团城一带。 　　宏伟壮丽的中都城，对后来元代大都城的建设影响极大。 　　金朝在北京建都六十余年，金贞佑三年（公元1215年），蒙古骑兵突破南口天险，攻占中都，全城毁于一片火海之中。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采取两都制度，以开平（今蒙古多伦西北）为主要都城，称为上都，以中都为陪都。数年后，忽必烈决定建设中都新城；并立即征集工匠，组建工程指挥机构，任命曾主持上都城建设的汉人刘秉忠负责规划营建。 　　刘秉中首先进行十分详细的地形测量，然后制定了总体建设规划。修建房屋和街道之前，先埋设了全城的下水道，再逐渐按规划好的城市蓝图修建。 　　至元四年（公元1271年），规模宏大的新中都建成。同年，忽必烈公开废除“蒙古”国号，按照《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第二年，忽必烈又命名中都新城为“大都”，宣布建都于此，而以上都开平为夏都（陪都）；蒙古人则称大都为“汗八里克”，意即汗城。迁都于此，同时也意味着政治中心的南移，忽必烈决心灭宋，做统治全国的皇帝。 　　元大都在地址的选择上，有意避开了金中都的废墟。但又把未遭破坏的、风景优美的大宁宫及附近的大片湖面（当时称为“海子”）包括了进去，并作为城市的中心部分。在城市的设计布局上体现了我国传统的建都原则：三重城恒，中轴对称，前朝后市，左祖右社。 　　第一重城墙为外城，即整个城市的外廓。外城长约二十八公里，平面呈南北略长方形。城墙全部用土夯成，外面是又宽又深的护城河。城四角建有巨大的角楼，如现在北京建国门外的古观象台，就是当时的东南角楼。 　　外城共有十一座城门，很别致。据说，这是设计者刘秉忠以此询征神话传说中三头六臂的哪吒：南面三座门象征他的三头，东西两边各三座门象征他的六臂，北面的两座门则是他的双足。 　　第二重城墙皇城，周长约十公里，位于全城南部的中央地区。皇城的中部是太液池，即后来的北海与中南海；东部即宫城，西部有兴圣宫和隆福宫。皇城是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即为“前朝”；皇城后面的海子（今什刹海）是商船云集的地方，这一带是商业中心，就是“后市”。 　　皇城的东部（左边）建有太庙，是皇帝祭祖先的地方；西部（右方）建有社稷坛，是皇帝祭土地的地方。这称之为“左祖右社”。 　　最里面一重是宫城，即紫禁城。宫城的中心线向南北两端延伸，也就是整个大都的南北中轴线；从而十分鲜明地突出了宫城的位置，显示了这个封建王朝统治中心至高无上的地位及其设计思想。 　　大都城的干道基本上是整齐方正的方格网状。全城被干道划分成五十个街坊，坊内有数条平行的小巷，称为“胡同”。胡同多为东西向，宽约五到七米；两条胡同之间相隔约七十米，由一些四合院式住宅并联而成。这种东西向胡同的布局方式，很适合北方住宅对光照、通风和交通的需要。城内的居民约有十万户、四五十万人。 　　元大都的兴建，是中国建筑史上光辉的一页：它继承、总结和发扬了古代都城规划、建设的优秀传统，并为以后明、清北京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规模宏大，宫殿壮丽，人口众多，商业发达，是自隋、唐长安以后，平地起家新建的最大的都城，也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城市之一。锐意改革的脱脱在元代以前的各个朝代，都有过不同程度的两大集团势力存在，那就是“革新派”与“保守派”。从商鞅到王安石，他们的革新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在元代，也有这么一位锐意改革的著名人物，他就是脱脱。 　　脱脱是蒙古蔑儿乞部人，字大用，自幼生活在伯颜家。长大后，他拜儒生吴直方为师，发奋攻读四书五经等书籍，立志“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这样，到元泰定帝时，年仅15岁的脱脱便被任命为皇宫内官，后来又屡次提升，一度担任过中书右丞相职务。 　　顺帝前期，政局一直没有稳定下来。一方面，明宗与文宗两系争夺帝位的半争始终不断，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权臣与权臣之间矛盾尖锐，势不两立。元顺帝妥帖睦尔即位之后，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帝位之争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权臣之间的斗争不但没有缓和，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点最明显地体现在权臣燕铁木儿一家与权臣伯颜一家的争斗上。燕铁木儿是文宗时期的权臣。顺帝即位后，他的弟弟撒敦被任命为左丞相，他的儿子唐其势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元统元年（1333年）三月，燕铁木儿的女儿伯牙吾氏被立为皇后。燕铁木儿一家权势的日益膨胀，激起了自以为有功于顺帝的权臣伯颜的不满。伯颜与燕铁木尔过去一同拥立文宗即位，一起为元朝的统治出过谋划过策。顺帝即位后，为了表彰伯颜的拥戴之功，任命伯颜为中书右丞相。元统二年，伯颜封为太师，同年11月，又进封为秦王。伯颜不满的同时，不甘心失去显赫地位的燕铁木尔的儿子唐其势也心怀不满，决心夺回失去的天堂。不料，行动尚未开始，所有的参预者于元统元年六七月间被伯颜一网打尽，连同皇后伯牙吾氏在内，无一逃脱。 　　自此，伯颜独揽生杀大权，擅立爵位，赦免犯人，滥杀无辜，拥兵自重，气势汹汹连顺帝都感到惶惶不安。出于国家安危和自家利益的考虑，脱脱毅然挺身而出，大义灭亲，向元顺帝请命，决心逐走叔父伯颜，重整纲纪、恢复元朝政党的统治秩序。 　　至元六年，脱脱逐走伯颜后，他的父亲马札儿被起用为中书右丞相。不料，逐走了一个伯颜，另一个“伯颜”又开始慢慢形成了。他的父亲不记弟弟被逐的前车之鉴，在通州开办旅店作坊，开酒馆，创设每天产酒一石以上的制酒作坊，雇人大量贩运长节淮南盐。脱脱深恐父亲重蹈叔父的覆辙，一旦败亡，同遭灭族之祸，便暗中让参政佛嘉问向顺帝告了一状，迫使马札儿辞职。不久，元顺帝任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上台以后，脱脱废除了伯颜时期的一系列制度政策，制定新政策，为元朝统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制订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法令。 　　元朝的科举进士制开始于延佑二年，以后每三年一科，从无中断。但后来在元统元年被伯颜宣布废除了。为了笼络汉族士大夫，引导他们走读书入仕的道路，脱脱采纳了老师吴直方的意见，于后至元六年十二月重新恢复科举。脱脱大兴国子监，请当时的儒臣劝讲，又动员顺帝读圣贤书，读四书五经，操琴弹古调，悉心听取别人的进谏。为此，选取儒臣欧阳玄、李好文、黄晋、许有王四人陪侍顺帝左右，以备顾问。这些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对元朝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加强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为了减轻剥削、缓和社会矛盾，他撤除了一些禁令和不必要的税额。至正三年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和《至正新格》。1348年10月，经过辛勤的笔耕，三史全部修成。这项措施是新政中“文治”的重要内容。另外，还实行了变钞等改革措施。 　　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脱脱纠正了伯颜擅权时期“变乱祖宗成宪”的倒行逆施，克服了由此造成的社会危机，为元朝统治的正常运转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他敢于大义灭亲，完全为国家着想。这种精神是脱脱为人称赞的主要方面。有人赞扬他说：“中外翕然称为贤相。”脱脱的改革稳定了元代初期的政治局面，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因此，人们称他为“贤相”是不无道理的，而脱脱享受这个荣誉也是当之无愧的。少数民族科技精英元代版图辽阔，国家统一，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文化、科学技术的广泛交流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少数民族在文化科学上的贡献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珍贵的一部分。在元代出现了不少用本民族文字从事著作的少数民族文学家、翻译家、科学家。 　　在文化艺术方面，元代少数民族有许多自己的创造。以少数民族的作品来说，当然首推成书于1240年的《蒙古秘史》（旧译《元朝秘史》）。它是一部著名的蒙古古典作品，是蒙古人用畏兀儿蒙古文记叙自己民族历史的第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也是汇集了蒙古古代民间诗歌、传说和小说的文学巨著。这部书是我们今天研究早期蒙古历史的最可靠的依据。 　　少数民族歌舞传入内地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到了元代后，这种歌舞在内地更加广泛流传了。早在成吉思汗时，西夏音乐就已深受蒙古人的喜爱。后来，随着蒙古政权统治地域的扩大，回回乐器和演奏者也随之进入内地。特别是元朝宫廷里，有汉、回回、西夏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每队达324人，这是一支十分庞大的乐队。至于民间，欣赏西域歌舞成为大众的乐趣，来元朝的非洲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在杭州时就亲眼看到西域音乐深受人们欢迎的盛况。 　　居住在内地的少数民族，其中许多人掌握了文化。因此，元代以汉文化从事写作的少数民族诗人有汪古人马祖常，回回萨都剌、丁鹤年，畏兀尔人云石海涯（贯酸斋）等。其中萨都剌的诗，后人有“诸体具备，磊落激昂，不猎前人一字”的评价。他的《念奴娇·登石头城》十分豪放，是一首借古抒怀的词，颇有苏东坡《赤壁怀古》的风格。这首词的上阙是： 　　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惟有青山如壁。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粉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 　　元曲是元代文学的代表。许多少数民族的人也成了著名的元曲家，现在见于记载的有出身于蒙古、畏兀儿、回回、唐兀、女真等族的元曲家10余人，其中女真人李直夫有杂剧12种，现存的《虎头牌》，描写了金牌上千户山寿马对其叔父银住马倚势枉法、贪酒失地严加惩处、执法不阿的故事，剧中采用了许多女真乐曲，显示了各民族互相交流的成果。 　　元代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史学家。参加辽、金、元三史修纂的就有蒙古人帖睦而达世、西夏人斡玉伦徒、畏兀儿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等。 　　有些少数民族将许多汉文著作译成少数民族的文字。畏兀儿人安藏先后将《尚书》、《贞观政要》、《申鉴》、《资治通鉴》、《本草》等书译成蒙文。回回人察罕精通多种文字，他曾译蒙文《脱必赤颜》（《秘史》）、《圣武开天记》、《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为汉文。畏兀儿人迦鲁纳答思译过不少佛经。 　　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的画家有善画山水的畏兀儿人丁野夫、回回人高克恭等，善画龙的畏兀儿人伯颜不花，善画花岛的边鲁。其中高克恭的国画在元代负有盛名，人们常常把他和大画家赵孟頫相提并论，作品有《云横秀岭》，《墨竹坡石》等。畏兀儿人盛熙明是书法研究者，有专论书法的著作《书法考》9卷。 　　在科学技术方面，除了人们熟知的西北少数民族的种棉术、酿酒业，蒙古族的养马术、织毯业，藏族的建筑术，西南少数民族的纺织术等传入内地外，许多入居内地的少数民族科学家，在天文、地理、水利、农学、医学等方面有许多成就。 　　著名的回回科学家瞻思，精于天文、地理、数学、水利等知识。他的祖先是阿拉伯人，生长在河北真定，从幼年起即博览群书，学问渊博。他根据宋金时期治理黄河的经验和著作，重新汇编《河防通议》一书，是后来治理黄河的重要参考书。此外他还著有《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西国图经》等地理著作，可惜大部分已经失传了。 　　医学家萨德弥实是回回人，曾在泰定年间任过建昌（今江西南城）地方官。他对中医很有研究，著有《瑞祖堂经验方》一书。回回人忽思慧的《饮善正要》一书，是吸收了汉、蒙、回、女真等族人民的饮食经验写成的，其中介绍的许多植物为我们研究古代植物提供了重要资料。忽思慧对这些植物性的介绍，又反映了他对中国医学、医药学和营养学的研究成果。 　　畏兀儿人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则是元代三部著名的农书之一。当他任安丰（今安徽寿县）肃政廉访使时，对江淮地区的农业情况作了许多调查，最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以崔实的《回民月令》的体例，以农家月计划来按月编写，补充了元初编的《农桑辑要》中《岁月杂事》那一篇的不足。书中按12个月详细记载了每个月应作什么农事、应准备什么农事，搜集了许多农谚，如“移树无时，莫教树知；多留宿上，记取南枝”、“十耕萝卜九耕麻”等，作为经验介绍给农民。书中还有许多关于收贮蔬菜、制作酱菜等生活常识的介绍。 　　回回人也黑迭儿是著名的建筑师。元世祖忽必烈营建大都城时，新的宫城就是他设计的。大都城在辽金故城的东北面，方圆60里，共11门，宫城周围9里许，高35尺，有6门。也黑迭儿参与设计、修建的大都城，规划整齐，“有如棋盘”，是当时世界著名的大都市。 　　元代少数民族在文化科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们的卓越成就充分证明了我国少数民族是勤劳、聪明的民族，他们为中华民族文化科学的进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关汉卿和元代杂剧元朝是我国古代戏剧发展的黄金时期，名家辈出，名作迭起。关汉卿就是当时一位杰出的戏剧家，他和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一起，被人们称做“元曲四大家”。他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其中，有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就是著名的《窦娥冤》。 　　关汉卿，号己斋，大都（今北京）人，大约生于13世纪20年代，卒于13世纪末，这个时代是战火频繁的混乱时代，蒙古为了一统天下，连续对金和南宋进行了为时近70年的战争。连年征战，以致于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老百姓陷入了悲惨的境地，文人的命运也同样凄凉。 　　元朝初年，蒙古统治者废除了科举制度，文人们失去了进入仕途的阶梯，流行的“九儒十丐”之说，正反映了文人地位之低下。有一部分人既不做蒙古贵族的帮凶，又不当逃遁世事的隐士，而是对黑暗的社会进行无情的抨击，关汉卿就是这一类文人的代表，他借助杂剧这种艺术武器，对黑暗的社会进行尖锐的批判。 　　关汉卿出生在一个医生世家里，从小读了很多书，学了很多知识，他既会写诗又会作曲。他特别喜欢杂剧，杂剧是元代最流行的一种戏曲形式，元杂剧也叫元曲，是在继承宋金的戏曲杂剧、院本和民间说唱艺术诸宫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杂剧艺术适应了元代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的需要，当时的政治中心大都，也成了杂剧的中心，聚集了一群优秀的剧作家。他们自愿结合的创作组织叫做“书会”，最著名的“玉京书会”就是以关汉卿为核心的杂剧家团体。 　　大都的杂剧班社拥有许多优秀的演员，他们经常在勾栏（戏园子）演出，关汉卿生活在他们当中，自己还时常粉墨登场，与他配戏的一位著名女演员叫做珠帘秀，原姓朱，人称朱四姐，珠帘秀是她的艺名，她演技精湛，戏路很宽，旦角、生角，演来都很精妙，关汉卿与她有着深挚的情感，曾写过一首以咏“珠帘”为喻的曲子赠她。一次，他俩同台演出《窦娥冤》，珠帘秀扮演窦娥，关汉卿扮演窦娥之父窦天章，两个人的表演真挚感人，每演一场，必让全场的观众唏嘘不已，演出轰动了整个大都城。 　　长期生活在勾栏和“倡优”之间，使关汉卿对下层社会有着真切的感受，他的许多杂剧作品都反映了底层劳动人民的疾苦，为他们所遭凌辱鸣不平，为他们的衔冤屈放悲声，他怀着满腔热情歌颂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他本人就是一位极具反抗精神的斗士，他认为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挣脱黑暗，在他的一篇具有自传性质的散曲中，他将自己喻为“蒸不烂，煮不熟、搥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他所创作的《窦娥冤》就充分体现了他的反抗精神。 　　《窦娥冤》的原型是汉代东海孝妇的故事。传说汉代东海的寡妇周青，为侍奉婆婆矢志不嫁，婆婆为了不连累她，遂自缢而死。其小姑告官，诬嫂以杀人之罪，问官不察，竟判处死。临死之际，孝妇指着身边的竹竿说，如果我无罪，血当沿竿往上倒流。其言果应，而东海地方乃大旱3年，后任官员查问缘由，有于公代为伸冤昭雪，天方降雨。关汉卿在这个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结合元代的社会现实，写出了这部古今罕见的悲剧。 　　《窦娥冤》讲述的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女子蒙受不白之冤，被官府无端杀害的悲惨故事。剧中的窦娥，原名端云，3岁丧母，其父窦天章是一个穷秀才，因借了放高利贷的蔡婆婆20两银子，无力偿还，被迫将7岁的女儿卖予蔡家为童养媳。窦娥17岁结婚，不料婚后不到两年就夫死守寡，与其婆母相依为命。 　　蔡婆婆仍以放高利贷为生。医生赛卢医借了她10两银子，本利该20两，数次索取不还。这一天，蔡婆婆亲自上门去讨账。哪知那还不起银子的赛卢医早已心存歹念，想谋财害命。但未得逞，蔡婆婆被张驴儿父子搭救了。张驴儿父子并非善良之辈，当他们知道蔡婆婆家里还有个年轻守寡媳妇时，就威逼她们婆媳俩嫁给他们父子，胆小怕事的蔡婆婆被迫答应了。当蔡婆婆把张驴儿父子领回家，窦娥严辞拒绝了这无理的要求。张驴儿为了得到窦娥，便作计用一碗羊肚汤毒死蔡婆婆。没料到这投了毒的羊肚汤被贪嘴的张驴儿父亲喝了，结果被毒死了。张驴儿又悔又恼，威胁窦娥如不答应婚事，就以杀人罪告到官府。窦娥仍是坚决不从。张驴儿去衙门诬告窦娥害死了父亲，由于贪官受了张驴儿的贿赂，当着窦娥的面要拷打蔡婆婆。善良而一贯恪守孝道的窦娥不忍心婆婆受苦，只好含恨屈招。 　　官府判窦娥死刑。在刑场上，满腔悲愤的窦娥痛斥了天地的昏暗和衙门、地痞的罪恶，并发下了三桩誓愿：一要刀过头落；一腔热血都洒到白纸上；二要六月飞雪，遮盖她的身体；三要楚州从此大旱三年。行刑之后，这三桩誓愿奇迹般地一一出现了。后来，窦娥的父亲应考得中，做了提刑肃政廉访使，这桩冤案才得以昭雪。 　　在这部惊心动魂的悲剧中，关汉卿塑造了一个不屈不挠的女子形象，在她的身上寄寓了广大劳动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关汉卿身处的时代，奸臣当道，擅权作恶。权贵们肆无忌禅地掠夺民财，官吏们个个黑了心肝，贪赃枉法，制造种种骇人听闻的冤案。百姓们如俎上之鱼，卖儿鬻女，倾家荡产，而像窦娥一样的蒙冤受屈者不计其数，能像窦娥那样在死后还能平反昭雪的，则罕有其人。关汉卿对此剧结局的安排，既出于对苦难人民的深深同情，也是对所有受苦百姓一种情感上的安慰。 　　关汉卿还通过其他作品，塑造了另一些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妇女形象。如《望江亭》中的谭记儿，《金钱池》中的杜蕊娘，《诈妮子》中的燕，都个性鲜明，包蕴着丰富的社会意义和独特的审美价值。纺织家黄道婆元朝统一之后，国内安定下来，经济上得到恢复和发展，当时棉花的种植很普遍，所以棉纺织业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在江南的松江乌泥泾镇，长期流传着这样一首颂扬纺织能手黄道婆的民谣： 　　黄婆婆，黄婆婆！ 　　教我纱，教我布， 　　两只筒子两匹布。

邱真人万里拜谒成吉思汗 　　木华黎经略中原 　　“治天下匠”耶律楚材 　　大理风波 　　蒙哥汗台州遇飞矢 　　元世祖忽必烈 　　廉希宪施行仁政 　　襄樊大战灭南宋 　　从金中都到元大都 　　锐意改革的脱脱 　　少数民族科技精英 　　关汉卿和元代杂剧 　　纺织家黄道婆 　　大科学家郭守敬 　　旅行家马可·波罗 　　南坡之变争皇权 　　一只眼的石人 　　和尚当元帅 　　刘伯温论兵 　　鄱阳湖大战 　　张士诚宁死不降 　　明朝 　　朱元璋登基封王 　　胡维庸案件 　　明太祖严惩贪吏 　　施耐庵著述《水浒传》 　　罗贯中重写三国史 　　靖难之变 　　成祖励精图治 　　三保太监下西洋 　　郑和教事农桑 　　苏禄国王访中国 　　明成祖卫国亲征 　　解缙组编《永乐大典》 　　“仁宗之治” 　　况钟整治苏州府 　　土木堡的惨败 　　南宫之变于谦被害 　　不问政事的朱厚照 　　杨一清计除刘瑾 　　唐赛儿造反 　　“响马”举义旗 　　杨继盛斗严嵩 　　汤显祖“一生四梦” 　　海瑞刚正不阿 　　戚继光驱逐倭寇 　　李卓吾“离经叛道”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张居正辅政 　　宠郑妃耗资修定陵 　　葛贤痛打税监 　　宦奸魏忠贤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萨尔浒大战 　　袁崇焕横戈戌边 　　皇太极巧施反间计 　　徐光启研究西学 　　徐霞客游神州 　　闯王李自成 　　卢象昇战死巨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