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文存1》包装精美，颇具典藏价值。精装，特种纸，封面采用大设计师方案，大气典雅，无以伦比！《胡适文存》四集，是胡适唯一亲自作序，编辑撰写并亲自参与出版的胡适作品经典集作。是最具收藏价值的胡适作品集！毛泽东说过：到了22世纪，那时候替他（胡适）恢复名誉吧。此时正是我们应该珍视重读胡适的时候了！李敖，张爱玲倾情推荐！蒋介石对他推崇备至！毛泽东对他又爱又恨！这就是胡适——中国近代最后一位思想大家！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笔名胡适，字适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1] 徽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的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他于1919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

诗三百篇言字解 《诗》中言字凡百余见。其作本义者，如“载笑载言”，“人之多言”，“无信人之言”之类，固可不论。此外如“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言采之”，“陟彼南山，言采其蕨”之类，毛《传》、郑《笺》皆云“言，我也”。宋儒集传则皆略而不言。今按以言作我，他无所闻，惟《尔雅》、《释诂》文“邛，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唐人疏《诗》，惟云“言，我，《释诂》文”。而郭景纯注《尔雅》，亦只称“言，我，见《诗》”。以《传》、《笺》证《尔雅》，以《尔雅》证《传》、《笺》，其间是非得失，殊未易言。然《尔雅》非可据之书也。其书殆出于汉儒之手，如《方言》、《急就》之流。盖说经之家，纂集博士解诂，取便检点，后人缀辑旧文，递相增益，遂傅会古《尔雅》，谓出于周、孔，成于子夏耳。今观《尔雅》一书，其释经者，居其泰半，其说或合于毛，或合于郑，或合于何休、孔安国。似《尔雅》实成于说经之家，而非说经之家引据《尔雅》也。鄙意以为《尔雅》既不足据，则研经者宜从经入手，以经解经，参考互证，可得其大旨。此西儒归纳论理之法也。今寻绎《诗》三百篇中言字，可得三说，如左（下）： （一）言字是一种挈合词（严驿），又名连字（马建忠所定名），其用与“而”字相似。按《诗》中言字，大抵皆位于二动词之间，如“受言藏之”，受与藏皆动词也。“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陟与采皆动词也。“还车言迈”，还与迈皆动词也。“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得与树皆动词也。“驱马悠悠言至于漕”，驱至皆动词也。“静言思之”，静，安也，与思皆动词也。“愿言思伯”，愿，郑《笺》，念也，则亦动词也。据以上诸例，则言字是一种挈合之词，其用与而字相同，盖皆用以过递先后两动词者也。例如《论语》“咏而归”，《庄子》“怒而飞”，皆位二动词之间，与上引诸言字无异。今试以而字代言字，则“受而藏之”，“驾而出游”，“陟彼南山而采其蕨”，“焉得谖草而树之背”，皆文从字顺，易如破竹矣。 若以言作我解，则何不用“言受藏之”，而必云“受言藏之”乎？何不云“言陟南山”，“言驾出游”，而必以言字倒置于动词之下乎？汉文通例，凡动词皆位于主名之后，如“王命南仲”，“胡然我念之”，王与我皆主名，皆位于动词之前，是也。若以我字位于动词之下，则是受事之名，而非主名矣。如“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此诸我字，皆位于动词之后者也。若移而置之于动词之前，则其意大异，失其本义矣。今试再举《彤弓》证之。“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我有嘉宾之我，是主名，故在有字之前。若言字亦作我解，则亦当位于受字之前矣。且此二我字，同是主名，作诗者又何必用一言一我，故为区别哉？据此可知言与我，一为代名词，一为挈合词，本截然二物，不能强同也。 （二）言字又作乃字解。乃字与而字，似同而实异。乃字是一种状字（《马氏文通》），用以状动作之时。如“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又如“乃生男子”，此等乃字，其用与然后二字同意。《诗》中如“言告师氏，言告言归”，皆乃字也。犹言乃告师氏，乃告而归耳。又如“昏姻之故，言就尔居”，“言旋言归，复我邦族”，言字皆作乃字解。又如“薄言采之”，“薄言往愬”，“薄言还归”，“薄言追之”等句，尤为明显。凡薄言之薄，皆作甫字解。郑《笺》，甫也，始也，是矣。今以乃代言字，则乃始采之，乃甫往愬，乃甫还归，乃始追之，岂不甚明乎？又如《秦风》“言念君子”，谓诗人见兵车之盛，乃思念君子。若作我解，则下文又有“胡然我念之”，又作我矣。可见二字本不同义也。且以言作乃，层次井然。如作我，则兴味索然矣。又如《氓》之诗，“言既遂矣”，谓乃既遂意矣意本甚明。郑氏强以言作我，乃以遂作久，强为牵合，殊可笑也。 （三）言字有时亦作代名之“之”字。凡之字作代名时，皆为受事（《马氏文通》）。如“经之营之，庶民攻之”，是也。言字作之解，如《易》之《师卦》云，“田有禽，利执言，无咎”。利执言，利执之也。诗中殊不多见。如《终风》篇，“寤言不寐，愿言则嚏”。郑《笺》皆作我解，非也。上言字宜作而字解，下言字则作之字解，犹言寤而不寐，思之则嚏也。又如《巷伯》篇，“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上文有“谋欲谮人”之句。以是推之，则此言字亦作之字解，用以代人字也。 以上三说，除第三说尚未能自信，其他二说，则自信为不易之论也。抑吾又不能已于言者，《三百篇》中，如式字，孔字，斯字，载字，其用法皆与寻常迥异。暇日当一探讨，为作新笺今诂。此为以新文法读吾国旧籍之起点。区区之私，以为吾国文典之不讲久矣，然吾国佳文，实无不循守一种无形之文法者。马眉叔以毕生精力著《文通》，引据经史，极博而精，以证中国未尝无文法。而马氏早世，其书虽行世，而读之者绝鲜。此千古绝作，遂无嗣音。其事滋可哀叹。然今日现存之语言，独吾国人不讲文典耳。以近日趋势言之，似吾国文法之学，决不能免。他日欲求教育之普及，非有有统系之文法，则事倍功半，自可断言。然此学非一人之力所能提倡，亦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收效。是在今日吾国青年之通晓欧西文法者，能以西方文法施诸吾国古籍，审思明辨，以成一成文之法，俾后之学子能以文法读书，以文法作文，则神州之古学庶有昌大之一日。若不此之图，而犹墨守旧法，斤斤于汉、宋之异同，师说之真伪，则吾生有涯，臣精且竭，但成破碎支离之腐儒，而上下二千年之文明将沉沦以尽矣。 （辛亥年稿） （原载1913年1月《留美学生年报》第二年本，又载1913年8月《神州丛报》第1卷第1期）

诗三百篇言字解 尔汝篇（藏晖室读书笔记之一） 吾我篇（藏晖室读书笔记之二）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墨子·小取》篇新诂 实验主义 问题与主义 杜威先生与中国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井田辨 论国故学（答毛子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