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撰著的《戊戌政变记》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作者将对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的辩证认识，熔铸到《戊戌政变记》的撰著中。在编纂思想上，作者确立了具有比较系统和严密的指导思想，即确立“史迹集团”,以扩大纪事本末体的记载范围和强化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确立“以传记之法，来改造纪事本末之体”,重视伟人在纪事本末中的作用；重视史论，阐明作者对历史进程的观点和看法。《戊戌政变记》在编纂方面的实践，表明它是纪事本末体由传统型向近代型过渡的代表作。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1]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35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第二章　新政诏书恭跋 皇上虽上制于西后，下壅于大臣，不能有其权，不能行其志，然自四月二十三日以来，三月之间，所行新政，涣汗大号，实有足惊者，虽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纪之政迹，尚不能及其一二也。我国凡百政务，皆以诏书为凭，而诏书又分两种：一为明谕，下之于内阁，刊之于邸报，臣民共见者也；一为廷寄（亦名交片），下之于军机处，不刊于邸报，民不能共见者也。今特取邸报之明谕有关新政者，揭载于下，逐条加以跋语，而廷寄犹未能备载焉。虽然，观于此而我皇上之英明仁厚勇决，亦可以略窥一斑矣。 四月二十三日上谕：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补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及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诰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

第一篇 改革实情 第一章 康有为响用始末 第二章 新政诏书恭跋 第二篇 废立始末记 第一章 西后虐待皇上情形 第二章 光绪二十年以来废立隐谋 第三章 戊戌废立详记 第四章 论此次乃废立而非训政 第三篇 政变前纪 第一章 政变之总原因 第二章 政变之分原因 第三章 政变原因答客难 第四篇 政变正纪 第一章 推翻新政 第二章 穷捕志士 第五篇 殉难六烈士传 康广仁传 杨深秀传 杨锐传 林旭传 刘光第传 谭嗣同传 附烈宦寇连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