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闲谈》是朱湘专为青年、学生撰写的小册子，文笔简洁。有学者认为此书“有传教的热情，却无传教的气味，因此特别可爱”。细读其文，认为此言可信。在本书第一章“为什么要读文学”中，朱湘认为文学是文化形成的一种要素，在科学发展的年代，文学成为了文化教育的重要部分，因而读文学的一种理由就是完成教育。读文学的第二种理由是发抒情感（一说陶冶性情），读完一本好的文学可使人精神振奋、心胸开阔。记得多年前我读孔捷生的《大林莽》时就有此感受，想想当你一个中置身于无边的林海，找不到出路。毒雾、蛇虫随时出没，如果没有强烈的求生意志，怎么能走出那无边的林海呢？读文学的第三层理由是扩大体验，增长见闻。“文学是一切的伟大、奇特、繁复和体验的纪载总和，无论何人，只要识字，便能由文字中取得他的好心所渴望的，一个充量的满足。”

朱湘(1904－1933.12.5)字子沅，原籍安徽太湖，生于湖南沅陵，父母早逝。192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夏天》 。1926年自办刊物《新文》 ，只刊载自己创作的诗文及翻译的诗歌，自己发行。因经济桔据，只发行了两期。1927年第二本诗集《草莽》出版。1927年9月至1929年9月，留学美国，回国后，他生活动荡，为谋职业到处奔走，家庭矛盾也日渐激化。其间曾任教于国立安徽大学（现安徽师范大学）外文系[1] ，但与校方不和。1933年12月5日，他从上海到南京的客轮上，纵身跃入清波，自杀身亡[2] 。

文学与消遣 消遣这两个字本来是消愁遣闷的意思，不过按照现在的沿用而说，它却成了消磨时日。 消愁遣闷，那正是文学的第二种功用，如上章所说的。叔本华说过，愁苦是人类的本分，但是愁苦如其尽着蕴结在肺腑之中，它最能伤损身体的健康——所以常言道，至悲无泪，小说中描写一个遭遇了莫大的惨痛的人，总是说他，大半时候是她，伤心得眼泪都梗住了流不出来，眼眶焦干的晕倒在地上。在情绪遭逢了这种阻逆的时候，我们如其放在这个人的手中一本雨果（Hugo）的《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用以毒攻毒的方法将他的眼泪激发出来，或是放一本狄更司的《辟克维克谐传》（Pickwick Papers），用笑泪引逗出悲泪来，那是这个人事后追思时所要感激涕零的。愁苦既是人类的本分，世上既是充斥如许的愁苦，我们便切身的感觉到，我们是如何需要那种能以排解它的文学了。 消磨时日也是文学的一种副作用，有许多的文学书是专为了供应这种需要而写的。中国从前说的，文学只是消遣，那固然明显的是错误；不过以文学之包罗万象，它也未尝不顾及人类的这种需要，而设法去给与它以满足……当然，这种的文学只是低级的。有如开辟了一条运河，便利交通，灌溉田地，这些都是它的主用，但是在同时，也有人在这条运河里洗衣洗菜。 消遣文学是一般作者与文人所极端嫉视的。这种嫉视基源于两层理由，喧宾夺主与实际利益。因为一般人是忙碌的，没有许多闲工夫去细心体悟，鉴赏伟大的、深奥的、篇幅繁重的文学，（有一些西方的文学教授坦白的自认，不曾读完过米尔顿Milton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研究文学的人尚且如此，外道人更是不言可喻了。）又因为一般人是忽视客观的标准而重视主观的嗜好的，——在选购文学的书籍之时，——所以正牌的文学少人过问，而消遣文学则趋之若鹜。福尔摩斯的名字，全中国的人，无论是那个阶段，都知道；知道福斯达甫（Falstaff）的，在中国有多少人？柯南·道尔的书，与同代的也是一个苏格兰人的史蒂文生的书，是那一个的销路广大？（这并不是说，科氏受了史氏的嫉视。） 在中国现在这种识字阶级的人不多的时代，这种对于消遣文学的嫉视还没有尖锐化；不过在西方的国家内，识字者占人口的大多数，又有一种好读书，大半是文学，以自侪于开化者，不甘于作时代落伍者的风气，这种正牌文学与消遣文学的竞争，以及正牌文学对于消遣文学的嫉视，却是极端的尖锐化了。因为他们到处的听见读者将孛列克（WilliamBlack），一个投时好的作者的名字挂在口头，而并不曾听见有几多的读者提起梅里狄斯（Meredith）的名字，又因为他们看见写消遣文学的人坐汽车，作富翁，而正牌文学的作者却在贫民窟里饿饭。每种现象必有它的背景；在将来的中国，教育普及到了相当的程度之时，这种文学上的嫉视、攻击也是不免的。 为了预防这种畸形的现象之发生，为了避免文学上的不平，下述的办法应该要文学的读者与作者去考虑，提倡：由每本文学书籍，每篇文艺的收入中抽出百分之一，由一个全国的文人联盟来保管这笔捐款，并将它拨用于各种文学的用途上，如津贴文人，举办新书评论的刊物。或者能在文学界内，作一件在其他各界内所不能作到的事，这是文人，一切高尚的理想的掌旗者，所应自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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