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自幼立志要“做点有益于人有益于国的事情”，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踏上革命道路。此后，发起共进会，参与策划广州起义。回国后，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发动荣县独立和内江起义。辛亥革命后，出任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1920年领导四川“自治运动”。1925年经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随军南征，后奉组织之命去苏联学习与工作。抗战爆发后，被派往欧洲从事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1938年回国在国统区进行斗争。1939年到延安，担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职，以花甲之年为国家培养各类人才。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一甲午战败，震动人心 自从世界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腐朽的中国封建社会即逐渐解体而沦为半殖民地。中国再也不能闭关自守了。对于这种情况，我家乡民间有这样的说法：洋人打掉了我们五个梅花粧（大概是指五口通商吧），就闯进中国来了。就连中国封建主义的卫道者、屠杀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如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之流，也感到中国必须有所改变，才能适应世界局势。当胡林翼亲眼看到了外国兵船在大江中来去如飞的时候，他在惊羡之余，也不能不喟然兴叹，说中国的武器太不行了，应该学习洋人的船坚炮利。于是便出现了李鸿章等封建官僚所办的“洋务”。这种“洋务”开办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比日本维新还稍早一点。但是它与日本维新不同。日本经过维新运动便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并不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只不过是想借西方的武器来保护中国的封建统治而已。正因为这样，日本已渐趋富强而中国却依然落后，日本才敢于在1894（甲午）年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虽然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很坚决，士兵作战也很英勇，但由于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投降派的从中破坏，结果中国还是失败得极其悲惨。清朝政府被迫派头号卖国外交家李鸿章到日本去签订了《马关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不但友好的邻邦——朝鲜被牺牲了，而且中国自己的领土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也被宰割而去，甚至还要割让东北的辽东半岛；不但开放了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而且还允许日本人得在中国所有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至于赔款之重——库平银二万万两，也极为惊人。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了，李鸿章的卖国贼面目彻底暴露了。广大人民都反对投降派，反对李鸿章，欲食其肉而后快。当时正在北京会试的各省举子也纷纷集会、请愿，康有为即曾联络其中的一千余人，举行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图强。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那时我的母亲刚死去不久，我的二哥正和我一起在家守孝。家庭的不幸使我们对国家的危亡更具敏感，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对华投资急剧地增加了，这对中国的民族资本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而“洋务”事业的破产，也迫使清朝政府对民族资本作了若干让步；于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的发展。就在这个基础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才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也逐渐发展起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在甲午战后渐趋活跃，孙中山等人也在甲午战后开始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活动。我自己的思想也是随着时代思潮的激荡而前进的。 甲午之前，在我的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传统的忠孝节义的思想。1892年初，我刚满十三岁以后，便随我的二哥到成都进了“尊经书院”，这使我的眼界扩大了许多。我们的同伴中有一个名叫黄芝的，他和我二哥是同榜的秀才，因为他父亲是个“刻字匠”，当时人们都看不起他，但我们却成了很好的朋友。他比我年长，读书很多，对文字学、汉学颇有研究。我们时常一起去游览武侯祠、草堂寺等名胜古迹。每当傍晚我们在城墙上散步的时候，他总要指点胜迹，为我讲诸葛亮和杜甫等人的故事，有时还联系到当前国家的危机，大发感慨之词。这样，我从小便养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在“尊经书院”的时候，学长们还不断给我讲述前辈同学们的斗争故事。有一个同满人藩台斗争的故事，我现在还记得。大致是书院刚成立不久，学生们即爱议论时政，臧否人物。那时有一个贪婪昏庸、横行无忌的满人作藩台，便成了大家攻击的对象。一天总督考课，省城官员循例奉陪。这天，藩台到得特别早，他坐着八人大轿，一直闯到书院的二堂才下轿。学生们见他这样抖威风，都非常气愤，便设法捉弄他。他们派人到书院门口迎接钦差学政张之洞，张于是即在书院门口下轿。张当时在四川颇有声望，而且又是钦差，其余的官员见他的轿子放在书院门，也都在书院门口下轿。等考课完毕，所有官员的轿子都从书院门口进来，惟独这位藩台的轿子从二堂抬出，而且上面的玻璃早被学生们打碎了，使他感到十分尴尬。这位藩台因此怀恨在心，便想到“尊经书院”抓人报复。那时主管书院的王壬秋（阊运）很爱护学生，他估计到藩台不肯罢休，当晚即去信请张之洞翌晨便衣简从来院议事。第二天，张来到书院，却无人接他。他正在客厅里徘徊的时候，藩台派来的人便把他当作学生抓去了。藩台一看抓来的是钦差，吓得连忙赔罪。从此以后，他的恶行也就收敛了一些。这个故事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我在“尊经书院”的时间虽然很短，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极其深刻。 这年夏天，我和我二哥奔母丧回家。我二哥是一位服膺宋明理学、极讲孝道的人，每晚必去屋旁的田间为母守殡，实行所谓“庐墓三年”。当我送他出门以前，我们总要挑灯读书。那时我们读的是《通鉴辑览》、《天（启）崇（祯）百篇》等书文。每读到岳武穆、文天祥等人的忠勇事迹时，我们都极为感动，甚至潸然泪下。我们尤其喜爱的是明末烈士黄淳耀。他在清兵攻破嘉定之际，首先叫妻子和弟弟上吊，并说：“弟弟，你们先走吧！我随后就来。”然后自己也从容自缢以殉国。在明末的许多“名士”中，一方面有黄淳耀这样的烈士；另方面也有吴梅村那样的懦夫。吴投降了清朝，后来因怕被列入“贰臣传”而感到悔恨，他临死前在一首《贺新郎》的词中写道：“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完全道出了一个软骨头的民族叛徒的痛苦心情。象吴梅村与黄淳耀这两种人，真可谓“一则放之须臾，而已与草木同腐矣；一则忍之须臾，而已与日月争光矣”。他们之所以得到两种迥然不同的结果，全在乎关键时刻是否受得住严崚的考验。在甲午战前，我读的就是这类书。而这类书对于培养我的民族气节和革命气节，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那时四川还很闭塞，新书还未流行，因此我还没有接触到什么“新学”，不过，我对当时国家危亡的大势是了解的，我正在为祖国的前途而忧心如焚。甲午战争的失败，更激发了我的救国热忱，我需要找寻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我知道当时政治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因此，对“洋务”运动的失败并不感到惊奇。但是，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呢？我有些茫然。正当我在政治上十分苦闷的时候，传来了康梁变法维新的思想，我于是热烈地接受了它。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 一甲午战败，震动人心 二变法维新，畧花一现 三余栋臣起义，义和团运动 四浮槎东渡 五一九〇三年的拒俄运动 六在成城学校 七一九零五年的反美运动 八同盟会的成立 九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 十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争 十一武装起义的失败 十二办《四川》杂志 十三暗杀活动的风行 十四辛亥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 十五铁路风潮 十六荣县独立 十七武昌起义 十八内江起义 十九重庆军政府的军事裁判会 二十南京临时政府 二十—袁世凯窃国成功 二十二回川之行 二十三二次革命失败，继续追求真理 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 一流亡法国，接触社会主义思潮 二军阀腐朽统治的一个实例 三“南与北一丘之貉” 四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五新道路的起脚点 六利用“自治”讲台做宣传工作 七整顿成都高师，组织工人农民 八参加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忆杨闇公同志 回忆赵世炎同志 关于《救国时报》回忆 回忆林伯渠同志 南泥湾休养追记 关于《新华日报》的回忆 美蒋和平阴谋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