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谨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然在这些少的话中，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其意义，要比演义等假设之以满足人的感悟的深长得多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生于江苏常州。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吕思勉先生治学严谨，著作宏富，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领域都有经典著作传世的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两部通史：《大中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五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著中国近代史》；八部专门史：《先秦学术概论》、《经子解题》、《中国制度史》、《中国民族史》、《理学纲要》、《宋代文学》、《吕著史学与史籍》和《文字学四种》，以及大量历史通俗读物。《大中国史》是中国第一本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思想撰写的通史著作

楔子 斜阳古柳赵家庄， 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宋朝陆放翁先生的诗，所说的，便是现在的说书。说书虽然是口中的事，然到后来，将说书的人所用的底本，加以润饰以供众览，就成为现在的平话了。平话俗称小说，亦谓之闲书。虽然是用以消闲的，然而人们的知识得自此中的，实在不少。 现在中国的书籍，行销最广的，是《三国演义》。据书业中人说：他的销数，年年是各种书籍中的第一。这部书有些地方，渲染得很有文学意味，如赤壁之战前后便是；有些地方，却全是质实的记事，简直和正书差不多。这就显见得其前身系说书的底本。说得多的地方，穿插改造得多了；说得少的地方，却依然如故。 我在学校中教授历史多年。当学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来会考时看过的历史试卷不少。有些成绩低劣的，真“不知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然而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这无疑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他们未必个个人自己读，然而这种知识，在社会上普遍了，人们得着的机会就多，远较学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阅读为有力。这可见通俗教育和社会关系的密切。 老先生们估量人们知识的深浅，往往以知道的、记得的事情多少为标准。讲历史，自然尤其是如此。但无意义的事实，知道了，记得了，有什么用处呢？尤其是观点误谬的，知道了，记得了，不徒无益，而又有害。而且平心论之，也不能算知道史事。因为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他、考证他、解释他。观点一误，就如戴黄眼镜的，看一切物皆黄，戴绿眼镜的，看一切物皆绿了。我们在社会上，遇见一个人、一件事，明明是好的，却误把恶意猜测他，就会觉得处处可疑；明明是坏的，却误当他好的，也会觉得他诚实可靠。历史上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 从前论史的人，多说史事是前车之鉴。其意以为一件事办好了，我们就当取以为法，摹仿他；一件事办坏了，我们就当引以为戒，不可再蹈其覆辙。这话很易为人们所赞许，其实似是而非的。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实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别的事情姑弗论，在欧人东来之初，我们所以对付他的，何尝不根据旧有的知识？所谓旧有的知识，何尝不是从历史经验而来？其结果却是如何呢？ 真正硬摹仿古人的自然不多，就是事实也不容你如此。然而人的知识，总是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情铸造成功的。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自然随之而误谬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 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最为相宜。所以我想就这一段史事，略加说述，或者纠正从前的误谬，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以我学问的荒疏，见解的浅陋，自不免为大方所笑，我只是一点抛砖引玉的意思，希望以后人们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渐多，亦希望人们就我所说的赐与教正。

楔子 宦官 外戚 黄巾 历史和文学 后汉的地理 董卓的扰乱 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袁绍和曹操的战争 赤壁之战的真相 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 替魏武帝辨诬 从曹操到司马懿 替魏延辨诬 姜维和钟会 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 司马懿如何人 司马氏之兴亡 晋代豪门斗富 附录 后汉乱源与三国始末 袁曹成败 论魏武帝 曹嵩之死 诸葛亮南征考 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 奖率三军，臣职是当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马钧 关羽欲杀曹公 李邈 姜维不速救成都 孙策欲袭许 边章、韩遂 张纯之叛 君与王之别 罢社 吞泥 三国之校事 山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