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勤奋研究使他积累了丰富而独特的治学经验与方法，通过对他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的分析，可以看出其思想观念的不断进步与提高，对于我们今天从事文学研究也有参考价值。本文以有关《诗经》的论文为主。

郑振铎，1898年生于浙江温州。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 郑振铎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在文学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一贯重视民间文学和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属于开拓性的工作。主要作品有：《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佝偻集》、《欧行日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等。

读毛诗序 一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总集。我们要研究汉代以前的诗歌，非研究《诗经》不可。虽然在《诗经》以外，逸诗还有不少，然而有的是后人伪作的，如《白帝子》、《皇娥之歌》，有的是断章零句，并非完全的，如《论语》、《左传》所引的诗句；其他完整而有意义的诗篇，至多不过二三十首。而在《诗经》里，我们却有三百零五首的完整的古代诗歌可以找到。在这三百零五首里，有的是颂神歌，有的是民谣，有的是很好的抒情诗，差不多首首都是有研究的价值的。 凡是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古代的社会情形，乃至古代的思想，对于《诗经》都应视他为一部很好的资料；而于研究中国诗歌史的人尤为重要。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要想研究中国汉以前的古代的诗歌，除了《诗经》以外，不能更找到别的一部更好更完备的选本了。 然而《诗经》的研究，却是一件极不容易的工作。 《诗经》也同别的中国的重要书籍一样，久已为重重叠叠的注疏的瓦砾，把他的真相掩盖住了。汉兴，说诗者即有齐鲁韩三家。其后又有毛氏之学。北海相郑玄为毛氏作笺，《毛诗》遂专行于世。《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后亦亡逸，仅有《外传》传于世。然毛传虽专行，而王肃说《毛诗》又与郑玄不同。其后孙毓作《毛诗异同评》，评毛郑王之异同，多非郑党王之论。陈统又作《难孙氏毛诗评》以驳孙氏之说。到了唐代，韩愈对于《毛诗序》又生疑义。及宋，而《毛诗》遂被许多人攻击得体无完肤。欧阳修作《毛诗本义》，苏辙作《诗解集传》，虽有怀疑之论，却还不敢出《毛诗》范围。到了郑樵作《诗辨妄》，程大昌作《诗论》，王柏作《诗疑》，王质作《诗总闻》，朱熹作《诗集传》，《毛诗》才渐渐的失了权威。虽有周孚、吕祖谦诸人的竭力拥护，而总敌不过攻击者的声势。元明以来，朱熹的势力极大，《诗集传》用为取士的标准，一切说诗的人，便都弃了毛传服从朱熹。到了清代，反动又起，阎若璩作《毛朱诗说》，毛奇龄作《白鹭洲主客谈诗》，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陈奂作《毛诗传疏》，多非难朱熹之说，要把《诗经》从朱熹的《集传》的解释的势力下，回复到毛郑的传笺之旧。段玉裁写定《毛诗故训传》，孙焘作《毛诗说》，且进一步而排斥郑玄之说，要把《诗经》从郑玄的《毛诗笺》的解释里脱出，回复到毛公的《毛诗故训传》之旧。魏源作《诗古微》，陈乔枞作《三家诗遗说考》，龚橙作《诗本谊》，皮锡瑞作《诗经通论》，王先谦作《诗三家集疏》，又更进一步而不满于《毛诗》，要把《诗经》从毛公的《故训传》解放出来，回复到齐鲁韩三家诗之旧。此外又有姚际恒作《诗经通论》，崔述作《读风偶识》，方玉润作《诗经原始》，脱去三家及毛公、郑玄之旧说，颇表同情于朱熹，一以己意说诗。在这种纷如聚讼的注释中，我们应该谁从呢？到底是齐鲁韩三家说的诗好些呢？还是毛氏的训传好些呢？到底是朱熹的《集传》对呢？还是毛郑的传笺对呢？许多人都是出主入奴，从毛者便攻朱，从三家者便攻毛。他们辗转相非，终不能脱注疏、集传之范围，而所谓注疏、集传，又差不多都是曲说附会，离《诗经》本义千里以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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