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包曾国藩全书·第八卷等内容。内容翔实，资料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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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全书·第八卷  　　曾国藩智囊·卷十六· 　　马背上的文士 　　“曾门四子” 　　吴汝纶、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并称“曾门四子”。晚清中外大政，多出曾、李（鸿章），而曾、李奏疏，多出自吴汝纶之手。曾国藩说：“我门人中可望大成就者，吴汝纶、张裕钊二人。”薛福成以上《万言疏》受知曾国藩，不离左右。黎庶昌随郭嵩焘出使西洋各国，让曾国藩开眼看世界。薛、黎两人佐助曾国藩成为洋务派的领袖。 　　一、“东方第一人”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南乡高甸刘庄（今属枞阳县）人。吴氏祖籍安徽徽州，于元明之交迁来桐城，居南乡高甸，世称高甸吴。其父吴元甲，字育泉，以诸生举孝廉方正。曾国藩高其学行，聘其为塾师，以教其子。吴汝纶自小随父学经史诗文及科举业，幼有文名。同治二年（1863）开始应试，每试必中，当年县试、院试均第一名。次年，赴南京应江南乡试，中第九名举人。又次年入京会试，中第八名进士，以内阁中书用。曾国藩奇其文，留佐幕府。时曾氏《日记》曾云：“吴桐城人，本年进士，年仅二十六岁，而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异材也。”六年（1867），奏奖加内阁侍读衔。八年（1869），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吴亦随曾氏至保定，经曾氏奏保改官直隶，以直隶州归直隶补用。次年协助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十年（1871）任深州（今河北深县）知州。十二年（1873）三月因丁父忧去官，次年五月，应江苏巡抚张树声之聘，入张幕。光绪元年（1875）又丁母忧。光绪二年（1876）入李鸿章幕。吴汝纶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职，与二人关系密切。当时清廷中外大政，多取决于曾、李二人，汝纶常参与其中机要，曾、李疏，亦多出自其手。五年（1879）服满复官，九月署天津知府。七年（1881），补直隶冀州知州。十五年（1889）辞官，出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光绪二十七年（1901）辞莲池书院教职。同年，管学在臣张百熙力荐吴汝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坚辞不获，便于二十八年（1902）五月自请赴日本考察学政。九月返国，十月回安徽创办桐城学堂。二十九年（1903）正月十二日，溘然病逝于刘庄老家。 　　吴汝纶是清末著名的文章家、经学家，与武昌张裕钊、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弟子”。曾国藩对吴极为器重，将吴比作汉代的祢衡。曾氏曾说：“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裕钊）吴（汝纶）两生。”吴师法曾氏，文名日起，在中兴桐城派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吴汝纶论文，宗法桐城、湘乡二派之长，同时又主张“有所变而后大”，“道贵正，而文者必以奇胜”，以为“桐城诸志，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因此其作文既得桐城派整饬雅洁之长，又不陷桐城末流之弊，风格矜炼典雅，意厚气雄，得之于《史记》者尤深。 　　吴汝纶论学，由训诂以通文辞，无古今无中外，唯是以求。自群经子史、周秦故籍以下，逮近世方（苞）姚（鼐）诸文集，无不博求慎取，穷其源而竟其委，使其自树一帜。其晚年尤着意于解经，自言“近十年来，自揣不能为文，乃遁而说经，成《书》《易》二种”。吴曾点勘、注释古籍多种，旨在畅通大义，使学者易于研求。 　　吴汝纶又是清末声名卓著的教育家。他长期执教，广传弟子，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卓有贡献。吴于深州任时，其治以教育为先。该州旧有学田多被当地豪绅侵夺，前任知州虽有觉察，但始终未除其弊。吴到任后，没收其田1400余亩，归之书院，又为书院追回已拖欠20年的债款5000元。为提高教学质量，吴将一州三县高材生集中起来，亲自授课，以至四乡生徒蜂拥而至。当地百姓忘其为吏，皆推其为“大师”。到冀州任上，吴仍锐意兴学。在他的有力推动下，“深冀二州，文教斐然冠畿辅”。 　　吴汝纶一生淡于仕途，虽与曾、李关系密切，但始终未接受二人举荐。因此其入仕20年，未曾任官增秩，而品服如初。光绪十四年（1888），吴要求辞官时，李鸿章问其原因，吴答：“无仕宦才。”李笑道：“才则有余，性刚不能与俗谐耳。”吴笑而不言。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李鸿章欲推荐吴为“帝师”，命儿子李经迈前去试探。李经迈问：“人有欲荐君为内廷师傅者，于君何如？”吴答：“大阿哥恐终不得立，何用求师为？”经迈云：“为今上求讲读之师耳。”吴答：“此又康有为之续也。”又云：“师相爱我，使我处一讲席，或南或北，当可使诸生略涉西学，灼然知吾八股、试帖之不足恃，而相与研究有用之学，……出任非所能也。” 　　吴汝纶于教育情有独钟，其主持保定莲池书院长达12年，道德学问，名满天下，教书育才，成效卓著，有“淹贯古今，详悉中外”之“海内大师”之誉。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少知名人物如严修、傅增湘、谷钟秀、周学熙等，著名者如贺涛、尚秉和、贾思黻、冒广生、马其昶、姚永概兄弟等，均为吴掌莲池书院时门生弟子。更有严复、林纾、王树枬、范当世等著名文人，“执贽请业，顾居门下”，虽被吴谢绝，但仍终生对其执弟子礼。吴声名也远播海外，欧美名流皆喜与过从，推为东方第一人。一些日本人慕名渡海西来，或索诗唱和，或请教学问。日本学生中岛伯成，时时追随左右。 　　吴汝纶身处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思想开朗，深知中国要生存，便必须自新、自强；要自新、自强，便必须学习西方文化；学习西方文化，又必须切合中国实际，方可收其关效。吴在曾、李幕中时，已协助办理洋务，开始接触、研习西学。在深州任上时，“吾国人初不知有外事，先生则尝举西书以示人，称其体例有合吾《易》、《春秋》。”因此，其门人贺涛在吴辞世后所撰《吴先生行状》中云：“三十年前，先生固尝以新学倡天下矣。”郭立志在《桐城吴先生年谱》序中亦云：先生于“五六十年前，蚤已洞瞩几先，新编译册，研究育讲，不且其勤，与东西国名流学子，抵掌论交，倾怀输写”，“故卓然为当代之大师，文明之先导。世人不察，徒以一代文章之宗匠目之，未足以尽先生也。” 　　中日甲午战争时，吴汝纶虽卧病保定，仍时时以占蔌为念，当时两国军力强弱悬殊，战局于我不利，吴以为“目前西学未兴，人才不出”，国中无有用之才，是一重要原因。“倭奴二十年来，切实讲求西人兵法，兵轮多于我，其统领水师将帅，皆深明西学，形容驶船开炮理法，故其水师一出，遂能横行渤海。”而我方“漫不经心，朝野皆以用夷变夏为耻，一旦衅生，又茫然不知彼已”。“今日海陆各军，用器尚新，百将领无西学，此忧方大。”甲午战争失败，吴痛心疾首，大声疾呼，倡言变法改革：“此大创之后，朝政不改，国必亡；士学不改，种必灭。”“人才不兴，政令不改，习俗不变，殆未有可以转危为安者也。”“今经此大创，一切矫而反之”，“诸将能一变中国自足之旧习，肯低心学西法，便是中国转弱为强之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吴汝纶得读严复所译《天演论》手稿，大喜，以为“虽刘先生之得荆州，不足为喻”，并应严复所请，欣然为之作序。吴称赞此书“奥颐纵横”，“吾国之所创闻也”。“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严复赞曰：“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以后，吴京卿一人而已。” 　　为富国强兵，救亡图存，吴汝纶身体力行，推行西学，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之先驱。在教育实践中，吴认识到科举制度乃推行西学的最大障碍，提出“不改科举，则书院势难变通”。戊戌变法后，吴态度更加明确、坚定：“窃谓废去时文，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字取士，举世大兴西学，专用西人为师，即由学校考取高才，举而用之。”此后，吴一再抨击科举制度，主张废除之。戊戌年（1898）三月，光绪诏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学校，吴对此虽有所批评，但仍积极响应，办起东文、西文二学堂（实际为莲池书院两个班），聘请日本人中岛裁之、美国人贝格诺为教习，选拔书院高材生分往两班，学习日文、英文及欧美历史、政治宪法等。庚子事变时，地方顽固势力唆使义和团捣毁莲池书院，并追杀吴汝纶。吴辗转避地深州，才幸免于难。光绪二十七年（1901），吴汝纶到北京创办一所东文学社，生员最盛时达300余人。 　　同年九月，李鸿章病逝，吴汝纶辞去莲池书院教职，欲南归故里。此时恰逢清廷酝酿恢复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一月，清廷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力荐吴汝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职。总教习职，位高责重，天下之所仰望，但吴决意南归，坚辞不受。张百熙遂恳劝汝纶“且为学堂计，为士流计，为中国开化计，即归志坚决，亦乞暂留一年，布置一切”。日本学生中岛伯成亦在吴寓所静候竟日，为张尚书游说。张百熙由于求贤心切，一次竟在吴汝纶面前长跪不起。吴虽感叹：“公卿不下士久矣，尚书之折切下交，近古未尝有也。”但仍再申辞聘之意。此时又有直隶禀生魏仲瀚等1200人联名上书挽留，且将此信在《顺天时报》刊出。而张百熙也不顾吴汝纶再三坚辞，仍向清廷专折奏荐，称“大学堂之设，所以造就人材，而人材之出，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必得德望具备，品学兼优之人，方足以膺此选。”又称吴汝纶“学问纯粹，时事洞时，淹贯古今，详悉中外，足当大学堂总教习之任。”后清廷准奏，批旨赏加五品卿衔充大学堂总教习，使吴欲归不能。吴无奈只得勉强许允“暂不坚辞，俟（大学堂）章程出后再定。如章程中吾才能任即允就，若才不能及，仍不敢应也。”二月七日，吴托人转告张百熙，自请去日本访问学制。 　　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初三，吴汝纶自京师启程，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身份访日，受到了日本朝野的热烈欢迎，并受到了明治天皇的召见。在日本四个月，吴不顾已愈花甲之年，冒酷暑奔波在长崎、神户、大阪、京都、东京等地，参观访问了各类小学校、幼稚园、中学校、女学校、师范学校、大学堂和各类专业学校近40所，对各校学制、学校组织、教材、课程设置、学校布局、教室宿舍、师资、设备，无不一一细询，详加考察。吴日行数十里，日接见数十人，每日从凌晨一直忙到深夜。甚至一日，吴乘人力车出访，车倾，血流如注，仍坚持不息。 　　日本文部省也特派专人向吴汝纶介绍日本教育状况，内容详备，吴亲作记录。在日期间，吴不仅访问了伊泽修二、井止哲次郎、加藤弘之、嘉纳治五郎、达新次等众多日本教育名家，还访问了大隈重信、伊藤博文、菊池大麓、小村寿太郎、副岛种臣等众多政界要人。同时参观访问了造船厂、造币局、报馆、银行、电报邮电局、寺方裁判所、控诉院、大审院、警视厅、医院、监狱等，还与慕名前来的日本学者、文人切磋学问，作诗唱和。 　　后吴汝纶将其东游调查访问材料整理成《东游丛录》一部，分《文部听讲》、《摘抄日记》、《学校图表》、《函札笔谈》四卷，约12万字，由日本三省堂书店出版。吴在日期间，还为京师大学堂延聘了服部宇之吉、岩谷孙藏二君为教习。又为桐城学堂聘请早川新次为教习，并携之以归。 　　九月十五日，吴汝纶离东京回国。十九日至长崎。二十一日抵上海。十月七日到安庆，即着手筹办桐城学堂。当时皖中风气未开，为建学堂，吴亲撰《创立学堂说帖》、《学堂招考说帖》、《开办学堂呈稿》、《开办学堂章程》，并四处奔走，八方交涉，呕心沥血，不遗余力。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十二日，吴汝纶不幸病逝。吴逝后，桐城学堂终于借省城安庆旧武备学堂开学。“此为皖省中等学校之最早成立者。新教育之推行于皖州县，此为嚆矢。”如今，桐城学堂已成为国内颇负盛名的桐城中学。 　　吴汝纶一生淡泊名利，勤于撰述，其主要著作有：《写定尚书》一卷、《尚书故》三卷、《易说》二卷、《夏小正私笺》一卷、《深州风土记》十二卷、《东游丛录》四卷、《诗文集》若干卷。有《桐城吴先生全书》行世。 　

　　目录 　　曾国藩智囊 　　·卷十六·马背上的文士“曾门四子” 　　一、“东方第一人” 　　二、洋务派的代言人 　　三、追随左右，出使各国 　　四、曾氏真传的门生 　　五、驰骋疆场的文士 　　附录幕僚评曾国藩 　　主要参考书目 　　曾国藩挺经新解 　　·卷一·内圣 　　“内圣”法（上篇） 　　“内圣”法（中篇） 　　“内圣”法（下篇） 　　·卷二·砺志 　　“砺志”法（上篇） 　　“砺志”法（中篇） 　　“砺志”法（下篇） 　　·卷三·家范 　　“家范”法（上篇） 　　“家范”法（中篇） 　　“家范”法（下篇） 　　·卷四·明强 　　“明强”法（上篇） 　　“明强”（中篇） 　　“明强”（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