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字》收录了殷夫多篇革命诗作。 殷夫早期诗作大多歌咏爱情和故土，既有对于黑暗现实的谴责也有对于光明未来的向往，创作开始成熟后，开始以粗犷的音色和高昂的节奏，从正面讴歌了工人阶级的斗争事业，倾诉着自己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与旧世界彻底决裂的信念；境界开阔，气概雄浑，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强烈的时代感。是继郭沫若、蒋光慈之后，现代文学史上又一位重要的革命诗人。

殷夫，原名徐白，又名白莽，诗人，左联五烈士之一，浙江象山人。 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入“太阳社”，同年秋，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担任青年反帝大同盟刊物《摩登青年》和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的编辑，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 著有《血字》《孩儿塔》等。

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革命诗人。殷夫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是现代文学史上继郭沫若、蒋光慈之后一位重要的革命诗人。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之一。与鲁迅、田汉、蒋光慈、夏衍等人共同召开左联成立大会，进行反抗斗争。与柔石、胡也频、冯铿、李求实等人因斗争被害，被称为“左联五烈士”。 “属于别一世界”的革命诗歌。鲁迅对他的诗作评价很高：“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百部红色经典”系列丛书为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专门设计，收入作品皆为名家名作，旨在重温红色经典，缅怀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弘扬爱国主义。

怎样创造少年中国？ 　　（一九二〇年七月、九月） 　　若中国还有存在的价值，我想怎样创造少年中国，总应该是有志的人值得讨论的问题。自然这个问题是太大太宽泛，一则非浅薄如我的所能解决，再则谈起来非三言两语可以包括干净；但我究不能不做这一篇文，是什么原故呢？我的意思：，想唤起同志的少年，对于这问题的注意；第二，想引起比我这更正确更有效力的研究；第三，我盼望从这里发现创造少年中国合当的途径，我们找着我们的路走，庶几可以不为外界潮流所眩惑所纷扰，这样便可以于短些的时间，用简捷有效些的力量，早些求少年中国的实现。 　　我们要郑重声明的，若创造少年中国是一件急切需要的事，那便凡为中国人的，人人应恳切的觉得他肩背上有这一个负担。我们少年中国学会诚然是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而结合的组织，然而这不过是把我们普遍应有的任务，加一番认识；我想亦不至有人承认创造少年中国是少年中国学会单独负担的任务。其实我还可以进一步说，亦许我们少年中国学会是没有负担这任务决心的，亦许我们是没有负担这任务实力的；然只须这任务是应当负担，比我们有决心有实力的人，越是要大些的努力，来负担这任务。所以我这篇文，或者我做这篇文的意思，终不能不祷祝他能惹起一般同志的注意，越是学会以外的同志，越盼望多惹起些注意。假如有不赞成我们学会的人，越盼望多惹起些注意。因为创造少年中国，原是大家的事。 　　至于学会以内的同志，我自然盼望大家更要多分些精神，讨论我们事业的根本问题。我的意见固然未必值得几多讨论，但是我提出这个问题，或总可以值得大家的审虑。我想我们学会的宗旨，固然规定的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但是这些话还是太宽泛了。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创造事业面前，占怎样的一个地位？我们要怎样预备？从那里着手？这处处是我们的问题。即令我这不是完全正确的话，说应该惹起大家讨论这问题的注意。 　　我每做一篇文，常痴想这一篇文在社会上要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然而亦许是我的口才短了，亦许是我的意见寻常了，亦许是我人微而言轻了，虽亦抱一腔热血，下全副力量，说几句我能够说的话，然而那个结果，正如石落大海，几乎亦不配特别看出一点波浪。我因而预想这一篇文的结果，大概亦只是这样罢了。但是假令我真不配说这些话，盼望配说这些话的人，亦来开几句口。假令我们的读者，看人家文字，从不肯切己的审虑，便令审虑了亦从不肯便下力反躬实践；那吗，我不能不望他这一次换一种态度，读这一篇文。我不是要拿他糟蹋我们《少年中国》月刊的篇幅，更不是拿他来糟蹋我们读者的光阴。我是盼望总能至少有些地方引起大家审虑，引起大家力行。中国不是没有改造的希望，但是要用聪明些的法子，坚决些的力量，去改造了。不然，亦许会来不及改造，或者改造要用大几倍的力量，多几倍的困苦。我真有无量的热心，请可爱的《少年中国》月刊读者，无论会员非会员，为中国乃至为自身，在这个时机中，多注意这个问题。 　　我这一篇文，分为下列诸方面的讨论：（一）为什么要创造少年中国；（二）创造少年中国的分工与互助；（三）创造少年中国与群众生活的修养；（四）创造少年中国与学术的研究；（五）创造少年中国与个人生活问题。以下便逐一讨论了。 　　（一）为什么要创造少年中国？ 　　亦许有些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心目中久已没有什么国界，所以亦没有什么中国；所以他对于创造少年中国很冷淡，以为无关重要。其实呢，只要明白世界大势的人，今天或者亦不至仍拘守着狭隘的国家主义，说什么爱国是人类终的义务；岂独无政府主义者是如此想。然而我以为创造少年中国，究竟是真有志的少年人人有的任务。是何故呢？ 　　中国诚然永远不应发什么做世界主人翁的痴想，亦不应想做无论那别一国或别一民族的主人翁，然而用这同样的理由，我们亦不很可以知道，中国是一样不应做那一国或那一民族的奴隶吗？我们不应该让中国亡国，亦犹如我们不应该让中国人受资本家的掠夺一样。何况今天的事，亡国与受资本家掠夺，是一件平行的现象。我们讲人道，是企求人类平等的幸福。所以我们不愿人家受掠夺，亦不愿自己受掠夺。若我们一天天走受掠夺的路，却谈什么无政府主义，这只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诬说。 　　我不必表明我不是国家主义者，而且我亦深恨一般国家主义者以防御为侵略的代名词，使世界人种发生许多嫌怨争哄。我又不致如一般主张报仇雪耻的热心人，想追溯几百年的往事，发生一个“愿比死者而洒之”的嗔心。但是我的意思，确见没有让中国亡国的道理。就人类权利说，无论那一国那一民族没理由做我们的主人翁，做我们的掠夺者；我们诚然不应该奉行自己国内那些政治家的建功立业的野心计划，但我们亦不应容许别国那些政治家把我们做他成就功业的牺牲品。所以我们要求人类与我们平等，亦要求我们与人类平等。 　　就人类义务说，今天全世界正开始了他的大改造事业，进步些的各民族，都在这旗帜的下面做功；我们亦不应该不努力担任我们应担任的一部分。所以无论奴隶或其相等阶级，不但是我们不甘忍受的，亦是不应忍受的，而且亦是不容忍受的。因为我们要站在人类水平线上，同时与各民族的觉悟者携手，努力前进。这不但是一个不应受剥夺的权利，亦是一个不容逃避的义务。 　　或者有些人热心而走到厌世途径上的人，他亦会承认中国人是劣种，是要受淘汰的，是不应不受淘汰的；所以他说世界的前途，或者诚然是庄严灿烂，但是这里面没有中国人的一分，因为有许多证据，中国人是太庸懦昏愚了的，中国人只配做奴隶，只配受人家的蹂躏鱼肉。这样的话，实在不是没有几多理由，而且亦有几多机会逼得我亦作这样想；但是这里有两个应注意的地方：一，试问欧西文明国民，是如何的优种呢？二，试问中国国民性，是不是不能改造？所谓欧西文明国民，我虽接触得不多，然而以目所见，耳所闻，书籍所记载，看起来，下层阶级，一样同中国人是卑污猥琐；即谈到缙绅先生，眼光短浅，操守寻常的，亦不能说是一个很少的数目；然而他们先觉的人，把改造之责自任，努力奋斗，亦便一天天有些成功。看这样便知道，我们用不着妄自菲薄，我们一样可以担负我们分内的任务。至于国民性的改造，这是现在各国先觉努力的对象。Le Bon说：“德意志的国民性，不过是半世纪人为的创造。”固然德意志的国民性，不是我们想达到的创造目的，不过总可以证明人力在国民性上的功效。只怕我们不努力呢！天下事岂有不可为之理？ 　　我国自命为先觉的人，诚然有几多次改造国民性的企谋，但是都失败了。或者有人要以这为中国事不可为的铁证。但是人都是一样的，中国人不至于独是劣种；而且就中国历史说起来，黎民于变，化行俗美，亦显然见中国国民性是有改造可能性的。我们企谋的失败，不应该归咎国民性的不可救药；宁要归咎于我们品性上的弱点，方法上的错误。我们应该研究这弱点与错误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法子补正，这便是这篇文讨论的范围。我想这真是我们当面的一个问题，这问题得了正当解决以后，改造的企谋便不会失败了。 　　假如我前面说的话确乎不错，那便见得创造少年中国是应当的，是不得不然的，亦见得是可能的。然则真有志的青年，可以看清了，拿稳了，向这一条路上勇猛前进了。 　　什么是少年中国，我想这里恐怕不能大家是一样的意见。有的人说，我们要教我们这老大的中国返老还童；所以创造少年中国是Rejuvenation的作用。有人说我们要教我们这时代落伍者的中国适应于方来的少年世界，所以创造少年中国，是Adaptation的作用。然而这两种意见，是可以并行的。我们可以说创造少年中国，原同时包含这两种作用。因为非返老还童，无以适应于少年世界；亦非适应少年世界，不能返老还童。因为少年世界，便是充满了活力的世界，是人人机会平等，本能的发展具足而圆满的世界；中国只有能适应于这个世界，才真算是返老还童。所以我们的目的，应该是以适应于少年世界为目标，求少年中国的实现。换一句话说，便是以求中国的返老还童为手段，而达到创造适应于少年世界的少年中国的目的。 　　（二）创造少年中国的分工与互助 　　一个真心要创造少年中国的人，他自然要觉得有联合同志的必要；因为实际上的创造事业，不是一个人从一方面做得成功的，亦不是几个人从几方面做得成功的。若不是各方面同时并举，不但不能成就全部创造的事业，便那一方面或几方面亦决达不到理想的目的。 　　我们打开眼睛一望，便知道中国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现在一般热心的人，他看了一件要做的事，便去做一件；这件事没有完成，又看见别一件要做的事，便又去做别一件；所以弄到疲精竭力，仍然眼巴巴望着许多要做的事，实在再无力量做了；亦眼巴巴望着手里已经揽着的事，实在再无力量比现在做好些了。每每甲便竭全力做了许多事，然而没有一点功效；又劳乙用同样的力再做；又劳丙用同样的力再做；这样的人，我们自然只好佩服，但是不能不可惜他于社会毫无效益，否则亦是只发生了不应那样小的一点效益。何以只能发生这一点效益呢？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把各种纷歧的事业分开了，便力量越小了。这是我们应引为鉴戒的事。 　　但亦不容易便说是这一个人的错，每每这一个若不做某事，那件事便没有人做了；所以有许多人虽然明知他所做的事业太纷歧了，然而想丢亦不忍丢。但是我们细想，这是什么原故发生这样现象呢？，是我们没有同力合作的修养，所以不惯与人家在一件事上携手进行。我们常太信靠了自己，太不信靠了人家；我们总盼望人人都要与我一样，有一点不如我，甚至不过仅仅是与我不一样，我便不满意了，便不信靠他了。这样，所以我们总觉得每事都得自己去做。固然照眼前的事看起来，不可信靠的人，亦实在太多了，难怪他要这样想；不过便有可以信靠的人，他亦仍然会像这样待他，使人家不能不生些反感，乃至不肯帮助他，这可要怪他自己呢。第二，是我们平日没有协力分功的预备，所以纵然在求学时代，亦曾有些知己知彼的朋友，然而一到做起事业来了，非感觉得朋友不能为我之助；便感觉得所有的朋友都只出于一途，在这一方面嫌人多了，在别一方面却又没有人去做应做的事。人类的心，每易倾向于党同伐异。主义不同的人，固然好彼此攻讦，便是所学学科不同，亦每每没有同学一种学科的亲密。由此，所以我们的朋友，每是出于一途。及有一种事业到手里来的时候，才知道一个事业不能不靠多方面的力量，然而别方面的朋友以前多半是疏远冷淡的，而且以后亦还会是疏远冷淡的，自然他们彼此是不能热诚的互助了。即就同学一种学科的朋友而说，亦还有些品性才能上的弱点，平日没有切磋琢磨的机会，到了共事的时候，因而这弱点越发暴露，不但无助于一个事业，甚至于还有害于他。这时我们固然亲切觉得能共事的人太少了，其实还怪我们平时完全没有一种协力分功的预备。我们平时既没有预备一般将来披肝沥胆以共图天下事的朋友，事到头来，胡乱的拉拢来一般乌合之众，又怎怪他不合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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